影视娱乐业大概是少数能够突破阶层固化的行业之一，它依靠天赋、勤奋和机遇，自带机会均等属性，父辈和其他人的帮忙和托举，只能产生某些催化作用，断难持久。
撰文
任大刚
我第一次看魔术，大概七八岁时。一个十几人的外省草台班子来到我们村，生产队干部一高兴，花了一笔公款，招待了几顿吃喝，这个草台班子就着新落成的小水电站，点着大灯泡，给我们演了整整一晚。至今还记得吞刀吐火，以及从嘴里抽出一大卷纸。
那晚的兴奋印象深刻。草台班子走后，我失落了很久。
这个演出，在今天看来，不值一提。但那时候，一两个月看一场露天电影之外，就是全体大人小孩少得可怜的一丁点娱乐了。
▲小时候，偶尔的露天电影是人们的娱乐活动
这些草台班子借着年左右社会控制的一丁点松动，游走四方卖艺，他们或能糊口，但不会有大的改变。他们的家当或许早已封存二三十年，一旦启封，玩的还是从前的套路，吃的还是从前的那碗饭。他们是真正的江湖人士。
此后，这些江湖杂耍，地方戏曲，陆续恢复，那几年相当红火，我爷爷就曾经带我去看过川剧。乡镇上剧场简陋，演员也来自乡镇，但观众爆满。可惜好景不长，电视迅速普及，不几年，杂耍戏曲迅速落寂。
最终，电影、电视和录像厅统治了所有人的娱乐。人们只能隔着荧幕，观看遥远省城和北京传来的，不露一丝破绽的歌舞和故事。如果不是祖传技艺和机缘巧合，乡下的孩子顶多只能在草台班子潦倒一生，不可能有上升机会，尤其不可能到电影电视里去表演。
中国古代从来“倡优”并称，一向专属穷人中的贱民，社会地位相当低下。陈凯歌的《霸王别姬》里，学戏的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一入戏班，被班主打死打伤，其父母无权过问。
▲《霸王别姬》中，陈蝶衣从小被班主毒打，才成了“女娇娥”
西方话剧和电影传入中国后，20世纪上半叶，上海滩上那些著名的电影演员，穷苦人家出生的，仍占相当比例。
比如宣景琳，童年丧父，家境贫寒以至流落风尘；阮玲玉幼年丧父，7岁随母为人帮佣；徐来小时候由于家贫，13岁就进入蛋厂做工；袁美云幼年时因父亲早逝，母亲只好将刚满10岁的袁美云以五百元的身价，抵押给苏州人袁树德做养女学戏，押期八年，改名为袁美云；李云鹤的母亲30来岁，迫于生计，嫁给60来岁的老木匠，吃尽苦头。
但电影毕竟是西方传来的文明娱乐，自带平等意识，不少官宦人家的子弟，纷纷参与其中，比如胡蝶的父亲是京奉铁路总稽查，殷明珠出身书香门第，王汉伦出身官宦世家，唐瑛是名家千金，王人美出生于长沙的教师家庭。
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上海的电影业，摧毁了“倡优丐隶”并列的中国传统，其从业者令人尊敬，生活方式被人模仿，一举一动，成为市民阶级最热心的谈资。
▲上世纪40年代，中国“孤岛电影”代表人物顾也鲁先生
三四十年后，这个下至倡优丐隶，上至达官贵人，人人均可参与，个个都能成名成家的行业，成了城市人的专利。上世纪80年代，新晋著名演员或电影明星，已经找不到一个出生农家，从事电影业成了一个高贵的职业，甚至一般工人子弟都比较少见，明星多来自国营曲艺院团的艺术业家庭、知识分子、干部和军人家庭；地域分布上，以北京、上海、河南、山东和东北居多。
这种格局，源自计划经济的娱乐生产方式。计划经济条件下，娱乐业是属于城市的工种，其从业人员理所应当必须具备城镇户籍。而且娱乐业是一种国营工业，从中取得报酬的员工，必须提供户籍证明，否则不算正式职工，只能当临时工看待。
乡镇和县城也有娱乐业，但他们多不是专业人士，只是业余演出，县城一级的文工团一度职业化，不过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解散，演出水平也大打折扣；从业者万不可抱有在全国出名的指望，首先户籍就是一道高不可攀的门槛。
《立春》这部电影的时间背景，大致在上世纪90年代，小地方做音乐教师的王彩玲（蒋雯丽饰），有一颗不羁的心，一心想到北京去唱歌剧，谋求更大的发展，但摆在她面前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没有北京户口，名分不对，一切免谈。为此她不得不求助骗子勾兑户口，看着让人难堪，辛酸。
其次是无人传授相关技艺。一直到本世纪初年，农村考生要考的“艺术”专业，被窄化到只有美术一条路。要得到其他专业的考前培训，必须到省城或以上的地方去找老师，几乎没有人耗得起金钱和精力。
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娱乐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逼出一大堆体制外的娱乐生产单位，另一种娱乐产品生产方式诞生了。
实际上，也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大群不依附国有体制，出身贫寒的农民家庭或城市底层的演员迅速家喻户晓，典型如东北的赵本山等走乡串户的一批二人转演员，西南地区的成都，拉架子车出身的散打评书演员李伯清李老师，一开口便万人空巷。
年以后，典型如农民演员王宝强，几番折腾，几乎已经挤进一线演员之列；他的同乡，也是农家出身的赵丽颖，如今也是大红大紫，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是热门话题。
娱乐从业者的版图，开始回归20世纪上半叶上海滩的格局。无论贫富贵贱，机会均等，不再由父辈的户籍决定子女的职业。影视娱乐业大概是少数能够突破阶层固化的行业之一，它依靠天赋、勤奋和机遇，自带机会均等属性，父辈和其他人的帮忙和托举，只能产生某些催化作用，断难持久。
若干年前，某权贵的孩子演出了一部电影，全市学生被要求观看，但今天这个孩子在哪里？最近数年某女星经常被传有神秘力量鼎力支持，但演技差强人意，观众多嗤之以鼻。相反，王宝强赵丽颖的父母又能给他们以多少帮助？但阻挡不住他们粉丝如云。
我要说的是，以平等的名义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在运转过程中，一定把自己预先设定为优先照顾的人群无情地甩出去。王宝强在这个机制里，他的天花板是公社的电影放映员，马蓉如果要骗婚，他连被骗的资格也没有；赵丽颖，我不知道她能干什么，最好的结局，是嫁给公社书记的儿子……对计划经济的果断放弃，才可以换来他们的今天。
梳理近百年来娱乐业从业者的身份变迁，刚好是一个轮回。
今天的底层青年要逆袭，面临数不清的难题，但飞速发展的技术，在不断调整资本、人际和地域关系，只要不被强制安排，机会至少没有减少，而是在增加，甚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戏码，真的在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