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双城志文化同源诗评家吕进川人久在渝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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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记者张杰摄影罗惟巍邢曣月杨渝剪辑李强

年出生在成都的吕进,从位于成都后子门的川西实验小学毕业后,又在成都七中读了六年,然后到重庆上大学。此后,命运的各种际遇,把他留着山城,一直生活至今。从奔跑在平原上的成都少年郎,到坐镇重庆的全国重要诗评家、文学教授,吕进的人生、文学地图,既有成都的血脉,也有重庆的滋养。他的大半生,真正是巴与蜀密切交织无法分开的大半生。

如今虽已年逾八旬,吕进依然清晰记得,上个世纪50年代他在成都七中读书的往事细节。学校有4位理科教师颇受欢迎。学生们编了一首顺口溜:“真物理,假化学,熊代数,唱几何”。“真物理”是指姓曾的物理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调到西南师范学院物理系。“假化学”是指姓贾的化学老师。“熊代数”非常有个性,上了熊老师的代数课,不需复习,一切了然于心。“唱几何”当然是几何老师,他是咏唱着上课,唱到重要地方,会说话:“注意,这里很重要啊!”他的咏唱,会使人分外清醒。教语文的是白敦仁,一位明代文学专家,教的《木兰诗》等古代名篇,吕进至今也能背诵。“有一学期开学,我家太穷,实在缴不出学费,白老师是班主任,我的妈妈找到白老师。家境并不宽裕的白老师立即说:吕进的学费我缴了,这个孩子不能耽误,他将来必定有出息的。”读高二时,白老师奉派去波兰华沙大学中文系任教,吕进写了一首诗赠师:“遗憾自己不能长出翅膀/在天海里划着,为你送行/我将一颗爱心付与一弯明月/送老师到密兹凯维奇的国境。”往事历历。吕进感慨,“成都就是这样一座生我养我的城市。”

吕进(左)与诗人洛夫(中)、大解(右)年在成都

关于成都,吕进有很多温馨的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期,四川分成川西、川东、川北、川南四个行政区,成都是川西的首府。川西文联只有一家刊物《川西说唱报》,吕进去投稿,得到署名“茜子”的编辑来信,约他面谈。他兴奋不已,“这可是我崇敬的诗人啊。”川西文联在布后街,当时还是小学生的吕进,找了好久才找到编辑部。编辑们大多下班了。茜子一惊:“你是吕进?”他大概没有想到作者是个小孩子。然后就拍着吕进的脑袋:“找不到布后街?你问警察叔叔就行了嘛!”30多年以后的一天,已经在重庆的吕进,接到茜子从成都寄来的挂号邮件,是诗稿,并给“尊敬的吕进同志”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介绍自己,求教。吕进赶紧给他回信,“我就是当年那个投稿的小男孩啊,你不用这么客气,你可是我的启蒙老师之一呢。”

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读书的吕进,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省高教局”(西师),也就是留校。“从那一刻起,我就一生接受着巴文化和蜀文化的双重熏陶了。”

吕进(右)与作家黄亚洲在重庆

年重庆成为直辖市。对于这个历史节点,吕进心情复杂,“既兴奋,又不舍。兴奋是,重庆于今,站在了更快发展的平台上。但是,巴渝文化难分难舍。川渝学者长期携手合作,情谊深厚,对于重庆市的直辖,大家还是有些复杂之情。”直辖前夕,四川省正开展第七届社科评奖。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组由四川大学教授赵振铎为组长,吕进为副组长。评奖完成以后,最后一次午餐,大家都来和吕进这个重庆来的评委依依惜别,气氛有些感伤。评委们大多是老朋友了,常常一起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他们说:“吕进,难道以后你真的就不参加了吗”,“以后就看不见你了,哎呀,这还真的不习惯呀!”

虽然行政规划让重庆与四川分开,但两地的人和事,却彼此勾连,绵延很长。年,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下达文件,组成《四川百科全书》编委会,着手这项工程。由当时的省委副书记秦玉琴、副省长徐世群担任编委会主任,重庆市副市长窦瑞华等人为副主任,吕进担任总主编,“实行编委会领导下的总主编负责制”。

这部《百科全书》一共29卷,万字,成渝许多院士、著名学者都出任了自己学科的分卷主编。年6月13日开编,在快要完成的时候,重庆将要直辖了。有人建议,把即将付印的《四川百科全书》封面上的四川地图改改,去掉重庆。吕进坚决不同意。他说,“以后再版时可以修订,也应该修订,但是现在不能动。如果改动,我这个主编就是重庆的,那就说不通了,这是历史啊。结果,大家一致同意不做修改。”

由于巴与蜀,成都与重庆,有太多的紧密联系,无法分割。以至于在不少没了解清楚情况的外人看来,有时候还会分不清楚。吕进就曾遇到过一个有趣的案例:有外国人以为西南大学在成都,闹了一些笑话。那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吕进收到一封发自重庆人民宾馆的信。拆开一看,是韩国著名汉学家李炳汉的中文信。李炳汉是汉城大学教授,中国古诗的研究专家,吕进在年日本九州大学的一个会议上相识。在信中李炳汉说,他到四川大学讲学一周,时间安排太满,主人又一直陪着,所以没有能够去西南大学看望吕进,现在已经到了重庆,真是遗憾,特写信问候。拿到信的吕进一惊,立即给人民宾馆打电话,得到的答复是:的确有一位韩国客人,但是他今天早上已经搭乘轮船离开重庆了。

名家访谈

作为资深诗评家、二级教授,吕进在业内与北京大学的谢冕并称,有南吕北谢之称。历任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重庆直辖市第一届文联主席。他曾担任全国文学奖(诗集奖)第二届初选班子成员、第三届评委委员,鲁迅文学奖第二届、第四届评委委员。

吕进不光评诗,还写诗,曾经获得世界诗歌黄金王冠。几十年来,吕进用感性的文字传递着世界的温度,用学者的眼光审度着诗歌的意涵。他撰写和主编诗学著作、诗集、随笔集41部,共78卷。代表性著作有《新诗的创作与鉴赏》、《中国现代诗学》、《吕进文存》(共四卷)等。尤其是,《新诗的创作与鉴赏》年出版,在诗歌圈引发强烈影响。年,以一己之力创办中国首个实体形式的中国新诗研究所。30多年来,培养了大批在国内深有影响的重要诗歌评论家,诗人。

巴蜀联手,成渝联手

共同打造成中国新诗的中心和圣地

封面新闻:巴与蜀唇齿相依,彼此相望,并称巴蜀。作为一名长期生活在巴地的蜀人,您认为,巴与蜀,有哪些共性?

吕进:巴蜀文化是由巴文化和蜀文化组成的区域文化。很自然,巴文化和蜀文化就有许多相似之处,具有同质性。最相似的就是:不管四川还是重庆,它的文化既不是典型的东部文化,也不是典型的西部文化。巴蜀文化自古以来是建立在“山高皇帝远”之地的文化。地处偏远,和文化权威、文化新潮若即若离,较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带来自由的创造空间和纯净的心理空间;它的边缘性引导出文化的自在性,总能洋溢一分一寸的年轻,放飞自己的文化风格。巴蜀文化不太追风赶潮,它在四川盆地里自娱自乐,巴蜀文化对于外地、外国的东西比较少见但不多怪,并不排斥和歧视。相反,巴蜀文化往往喜欢把玩异质的“希奇”东西,并且从中吸取养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向度,就构成巴蜀文化的守常求变的基本品格:稳健的先锋,或者,先锋的稳健。川菜,在稳定的麻辣口味中,又增添着异域的成分,不断推出新派川菜;方言,在保持风趣幽默的西南官话中,又不断纳入新的词汇;川剧在融汇高腔、昆曲、胡琴、弹戏和民间灯戏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但又不停地在唱腔、舞美、灯光等诸多方面吸纳其他剧种的元素。

封面新闻:您对巴和蜀的了解都很深。就像双胞胎也有差异一样,关系密切的巴蜀文化,也有各自的特色。

吕进:是的。在文化上,四川和重庆很难完全划开,就像人们说的那样:川渝是一家。但是细细观察,也有区别。《华阳国志》说:“巴出将,蜀出相”,从根本上道出了四川文化和重庆文化的区别。四川和重庆属于同一个区域文化,这个区域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起源地之一。但是,四川文化有文的品格,柔的品格;重庆文化有武的品格,刚的品格。重庆在远古是巴国。《山海经》说:“西南有巴国。”巴国多为穷山恶水之中,陡山险川,爬坡上坎,逢山开洞,遇江架桥,造就了巴人负重自强、尚武敢为的文化性格。在山里不可能种田,以狩猎去获取食物,和野猪老虎之类的搏斗,所以巴人性格火爆,重群体讲义气,急躁爽直。巴地民风彪悍,巴军能征善战。周伐殷,以巴人为冲锋之兵;秦依仗蜀之财富与巴师之劲勇扫荡六合;西汉刘邦用七姓巴人还定三秦;东汉也依仗巴人驱杀西羌,从而解除了西羌对王朝的严重威胁。巴人之善战,被羌人号为“神兵”。横扫欧亚的蒙古铁骑同样被巴人长久阻于重庆、合川防线,连号称“上帝之鞭”的大汗蒙哥也死于钓鱼城下。在这样的背景下,“巴出将”就不奇怪了。巴蔓子、甘宁、秦良玉、刘伯承、聂荣臻、杨尚昆等等都是一代名将。

和重庆相比,成都是一个大平原。蜀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内陆农业文化,她的肇始、发展,与治水有密切关系。古蜀不仅有以大禹治水、李冰治水著称的农耕文明,而且有发育较早的工业和商业:是世界最早的天然气开采地、是世界雕版印刷术、世界纸币、世界盖碗茶文化的起源地。自李冰修都江堰之后,蜀地就成为天府之国,养成了休闲、安逸、绵软的风气。衣食无忧,就有功夫读书,从事文化活动,“蜀出相”就是自然的事情了。蜀地文风兴盛,多出相才等文人雅士,在文学上,司马相如、李白、杨慎、苏东坡、郭沫若、巴金都是流传千古的名字。文明求同,文化存异。一个地区总是拥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它为居民提供心理定位,为地区塑造文化形象。四川文的、柔的文化品格和重庆武的、刚的文化品格,都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实现川渝共建的宏图里,应该保持和发扬光大的。

封面新闻:重庆成为直辖市之后,行政划分的变化,并没有阻断川渝两地的文化联系。您的体会如何?

吕进:巴蜀从古及今就是一个整体的概念。行政区划的变化,并不能从文化上把巴(重庆)和蜀(四川)截然分开。川菜、川剧、川妹子、川江号子都既属于四川,也属于重庆。重庆的几所知名高校至今也没有改名,仍然叫四川外国语大学和四川美术学院。“文化就是人化。在文化领域,四川人、重庆人是交错的。四川和重庆在文学上是不分你我的。拿作家来说吧,李白、陈子昂、苏东坡、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杨牧、张新泉、阿来、吉狄马加的确是四川人,但是马识途却是重庆(忠县)人。我为诗人梁平的评论集写的序言题目:《梁平:三面手与双城记》,第一句就是“梁平人生的地理坐标和我恰好相反,他从重庆去成都,而我这个成都人却在重庆生活。”所谓“双城记”就是说梁平是“蓉漂”的重庆人,梁平有部诗集就是《巴与蜀:两个二重奏》,他新近推出的诗集《时间笔记》就是“双城记”的诗歌版。

在重庆,吴芳吉、何其芳、方敬、沙鸥、余薇野、李钢的确是重庆人,但是邹绛、梁上泉、穆仁、傅天琳却是四川人。重庆近几十年有一部影响较大的小说《红岩》,作者杨益言也是四川人。成都的《星星》是新中国创刊最早的诗刊,在诗坛享有威望,不少重庆诗人就是《星星》培养出来的。我担任过多年《星星》编委,虽是挂名,也引以为荣。《星星》创刊40年的时候,重庆已经直辖,但是《星星》仍然特邀我为《星星》的《四十年诗选》写了长篇的评论文章:《不惑风采:及其》。重庆很多诗人是《星星》培养出来的。可以说,巴蜀在文化领域方面,完全是交叉互融,扯不开的。

吕进与吉狄马加(右)、晓雪(左)

封面新闻:您长期工作生活在重庆。关于与成都作家的来往,有哪些难忘的往事?

吕进:上世纪80年代,我邀流沙河到西南师范大学搞讲座。听众坐满大半个礼堂,可能有一两千人吧。流沙河开讲不久,人就呼啦啦地走了一半。我后来给流沙河说:“别太得意,很多人其实是好奇,哪是想听你讲诗,是来看你的模样的。所以我为新诗研究所想出了一个创收的好办法,把你关在铁笼里,卖门票,不就有经费了吗。”流沙河哈哈大笑。

最近去世的成都诗人木斧常到重庆,来新诗研究所开会。他最后一次准备来重庆是年,已经83岁了。他拿着新诗研究所的“第五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的邀请书独自上了火车,坐定以后,才发现把开会时间看错了,要下个月才开会,于是又赶紧下车。以后,年事高了,就再没有到过重庆。

封面新闻:我们知道,经济跟文化密不可分的。在当前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时代大背景下,您认为,除了在经济上融合,两地在文化上,或者说在文学创作方面,应该有怎样的交流或合作?

吕进:四川和重庆的文学都有魅力和张力。我是“书生谈书,屠夫谈猪”,我觉得在新诗创作上,川渝完全可以强强联手,把巴蜀打造成举国羡慕的诗的“天国”。四川有深厚的文脉,这里是李白的故乡,也是杜甫草堂的所在地。蜀人陈子昂、苏东坡、杨慎都是在文学史上青史留名的大家,“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在现代,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马识途等“蜀中五老”发挥了全国性的影响。新时期以来,四川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就有三位:周克芹、王火、阿来。李白以降,四川从来是诗的故乡。诗人杨牧、吉狄马加是全国文学奖得主,张新泉是鲁迅文学奖得主。新中国创刊的第一家诗刊《星星》每个月在成都出版上旬刊、中旬刊、下旬刊,团结了众多朋友。

近些年,四川成功举办多次大型国内和国际的诗歌活动。再回头看重庆,这里也有着源远流长的诗歌遗传,尤其是三峡地区。三峡是诗之峡,是一片诗的沃土,而奉节则素有“诗城”之称。公元年,55岁的杜甫告别成都草堂,来到奉节(古之夔州),夔州有幸成为杜甫诗歌生涯的高地。他用心血和忧思写下的首“夔州诗”,占了一生创作的三分之一,成为杜诗的巅峰。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期,三峡地区就有原始人类的足迹。以奉节县为中心,古代巴人就在这里劳作生息,而民歌就是他们的劳动生活里的音符。所谓“下里巴人”,正是这里的巴人所唱之歌。唐代以后一直至清代,在全国流传的“竹枝词”的故乡也在三峡。“竹枝”是巴人聚居地的民歌,原名巴渝舞,“惟峡人善唱”。而且,“竹枝”在巴地十分普及,“巴女骑牛唱竹枝。”

重庆也是公认的新诗重镇。诗人黄亚洲曾经有诗句:“中国诗歌的半个灵魂/就在山城重庆”。吴芳吉是站在新诗和旧诗的交叉点上的重庆诗人。可以说,他是重庆最后一位旧体诗人,又是重庆最早一位新体诗人。他的《婉容词》赢得的巨大的艺术反响在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邓均吾、柯尧放、叶菲洛、朱大枏都是重庆新诗的早行人。新时期以来,傅天琳、李钢获得全国文学奖,傅天琳、李元胜获得鲁迅文学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家新诗研究所诞生在重庆。在诗歌上川渝不应分家,不能分家,巴地连接蜀土,应该形成中国新诗的活跃之地,繁荣之地,领军之地。我相信,巴蜀联手,成渝联手,共同打造成中国新诗的中心和圣地,这是绝对值得期待的辉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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