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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剧文化表现出来的主要素质中，尚文传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所谓尚文，即对文化知识、文化传统和文采辞章的尊崇。尚文，贵文，或者好文，乃巴蜀以至华夏的一种人文传统，或者说，是一种文风。这一传统文风首先体现在讲究语言功力，好尚文辞华美。文献记载，“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可见古蜀文风之一斑。而司马相如论赋时提出的“合禁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的看法，更反映了古蜀文人的一种重要的文学审美情趣。
流风之下，巴蜀历代作家莫不注重语言，推崇修辞。所谓“夫辞者乃所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故辞不可不信，说不可不善”。尚文这一传统文风的另一体现是对文化的尊崇。自西汉文翁（安徽舒城人，汉景帝时任蜀郡守）于公元前年在成都筑石室为校舍，兴办我国第一所地方官办学堂以来，蜀人特别尊崇传统文化，讲究文化教养，重视国学根底，强调家学渊源。文翁时代，巴蜀读书风气大兴，学风之盛，可与儒学之乡齐鲁比肩。在这种尚文的人文环境里，蜀地人才辈出。仅西汉一代，全国四大文学家中，除枚乘为淮阴人外，司马相如、扬雄、王褒都是蜀人。秦汉以降，巴蜀才人，更是踵代相承，奇文华章，美仑美奂。
唐人有言：“自盘古划天地，天地之气艮于西南。剑门上断，横江下绝，岷、峨之曲，别为锦川。蜀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是先相如、君平、王褒、扬雄，降有陈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文采风流，一脉相传。待到川剧以较完整的戏曲样式问世，这种无声无息地浸透到川剧文化中的尚文传统，便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素质鲜明地显现出来。晚清时期，大批文人参予川剧剧本创作这一近代戏曲史上的独特文化现象，就是古蜀文化尚文传统这一文化素质的生动体现。当时，黄吉安、冉樵文、尹仲锡、刘师亮、刘豫波、冯函杰等许许多多读书人纷纷加入川剧作家的行列。
其中，曾任翰林院国史编修和江西省道监察御史的荣县人赵熙，写出传世之作《情探》，才华横溢，神采飞动，堪称代表。赵熙能够写出文采斐然的川剧文学剧本，绝非偶然。20世纪初，他将自己所填之词和所写之诗，集成并出版《香宋词》、《香宋诗钞》。20世纪末的今日，翻开仍然令你不时感到眼遇佳句分外明。试读这些句子：“半湖青草，湿了杜鹃声。”（[南浦]和圣传寄内）“恰才听卖花声住，算几村杏子枇杷，一色淡青烟雨。”（[东风第一枝]樱桃）“石笛书香，花潭笠影，水换蓬莱岛，功名苍狗，山中自种瑶草。”（[壶中天]壶庵师自题六十七岁小像次韵）
“不信有情天不老，炼成顽石鸿濛，万念如潮，五更吹角，黄叶下西风。”（[念奴娇]送秋）“万事愁，登绝顶，西风禅心人定。五千年史，八百声钟，此时深领。”（[烛影摇红]翠笔山）“谁识心雄万夫上，无穷事在一楼间，未来天地从君卜，大海潮头笔立山。”（《凭石遗寄海藏楼》）诗意隽永，词韵悠然，或清秀流利，或沉郁苍凉，令人击节。从这些吉光片羽中，已可窥见古蜀文化尚文传统，尤其是华美文风在他身上打下的深深的烙印。建国以后，川剧艺术的尚文传统这一文化素质，在以李明璋、徐秦、魏明伦等才人为代表的川剧作家身上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
极有才华的李明璋，以他的《夫妻桥》、《和亲记》、《望娘滩》等代表作展示了他深厚的文化修养和文学功底。惜乎35岁即天折，未尽之才不能得以充分展露。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大潮中闪烁出耀眼光芒的当代川剧代表作家徐案和魏明伦，均以其各自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独到的领悟和中国古典文学的颇高的造诣为底蕴，用奇文华章，再向观众拉开川剧文学的帷幕。徐蒸在少女时代，便通过背诵李清照、李后主、辛弃疾等人的作品，熟读《红楼梦》等古典小说，进入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意境与氛围之中。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又在戏曲界接受了近30年的熏陶。这些都为她日后以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东方美学和西方美学的双重眼光审视戏曲题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魏明伦自称文化程度高小，然而古蜀文化尚文传统却自幼浸入他的骨髓。而这种传统的获得，在魏明伦是直接的、主要的通过川剧。用他自己的话说，“川剧：孕我的胞胎、养我的摇篮。川剧：哺我的乳汁，育我的课堂……她对我的陶冶，我受她的影响，写出来，将是一部沉甸甸的书”。不仅在戏曲舞台上，而且在杂文天地里，自幼酷爱读书的魏明伦以他的聪明才智和文化学试声扬海内外。徐案和魏明伦的出现，应当视为古蜀文化尚文传统长期积累、世代承袭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