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宏宇
如今的我们，大多数都挺自然地认定（或说“基本认定”），自幼生长的地方的方言，是从古老的过去沿袭下来的；就是说，某个地方的“口音”，是古来就如同今天这样，至少也是很相似。
但其实，这是个认识误区——在相声小品一类娱乐形式中，可以这样认为、这样“演义”（例如西安青曲社“大宝”苗阜常在相声里用今天的陕西方言模拟古人），娱乐吗；然而认真究起来，可不是那样的。
这种误会，可以用一个不一样却有说明性的例子来类比——新疆人，尤指其中不以汉语为“母语”的少数民族人，说汉语有一种特别腔调，很多人就会认为，那是新疆少数民族人的口音。但其实不是，那是较早期到新疆生活的汉人的口音，少数民族人跟他们学的汉语，故而也就是那样的口音。
（一）公益广告和影视剧里关于“方言”闹出的笑话
类似这样的误解，并不少见。在有些影视作品甚至公益广告里，还会因而闹出笑话。
纯娱乐的节目，可以闹笑话，因为人家本来的目的，就是闹笑话。但只要稍稍严肃些，这样的笑话，实在是应该避免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其他文章里也有提到，是个宣传传统文化继承、弘扬的公益广告，说的是川剧，提到唐代就有“蜀戏”（蜀国地方的戏曲）怎样怎样的赞誉，而今，年轻一代，要传承好川剧……川剧是四川的传统文化，但其今天的样子，肯定是在清朝中早期“湖广填四川”之后才逐渐形成的，跟唐代甚或更早的“蜀戏”，就便有关，也肯定不是“一脉相承”。
还有些比较严肃（至少是依着严肃基调）的影视作品，呈现的“方言”，也闹笑话。比如，讲述秦始皇故事的电视剧，剧中的秦始皇居然用今天的陕西关中方言说话。又比如，讲明朝故事，剧中人物说话满满是今天的北京腔，也不对。今天的北京方言，正式的形成，是在那之后清朝。还比如，讲辽金故事，因为故事发生地在今天的东北，人物说话就“满嘴大碴子味儿”，也是有问题的。
这类笑话的极端表现，当然，已经超越了“方言”的概念，就是——明明俩外国人，却在剧中用“外国味儿”的汉语对话。
这种情况，现实中并非绝无仅有，但的确非常少见。比如：为尊重在场的中国人，俩外国人用汉语对话。或者，可能还稍多些，就是日本人（尤指侵华时候的侵略者），为更多了解中国，要求在某个特定范围内，必须用中国话交流。但除去这些个别，俩外国人，肯定会用他们共同的母语交流；如果他们没有共同的母语，绝大多数情况下，会用英语交流。
影视中，类似场景，多半都是外国演员来演出，完全可以用母语或英语，配上字幕即可，看字幕的别扭，相比他们生硬地、拐着弯儿地说中国话，笔直觉得，还是前者更容易接受。
（二）古代方言演变的两大根由
赘了上面一大段，无非想说：今天各地的方言，跟同样地方古代的方言，未见得就多有“传承”，把今时方言跟古代方言等同认定，是有误的。简言之，我们国家大多数地方今时的方言，都跟古代不同。不同的程度千差万别，有的比较相似，更多的则可能大相径庭。
举个最眼前的例子——天津方言。
知道天津方言的，都会意识到，这种方言，跟相近的北京、河北，都不一样，而且不同之处很多，差距挺大。细加考究的话，就会发现，天津方言，倒跟千里之外安徽某地的方言，相似度极高。这是因为，在距今并不遥远的近古时期（有说在清代，也有说是明代），天津这个地方，作为北方（华北）最重要的海港，曾经是“军镇”，即长期驻扎军队、军队成员成为地方人口主流甚至就地繁衍形成具有排他性的小社会的地方。
今天旧称中带“卫”字的地方，差不多前身都是军镇。天津卫、威海卫、金山卫、台州卫……其中，在天津这个地方建立并保守军镇的军队，绝大多数成员都来自安徽某地，操那个地方的方言。久而久之，他们的方言，有限地融合、吸纳了当地方言，从而形成今天我们听到的跟四周都明显不同的天津方言。
还是这个例子——在“天津卫”之前，这个地方，肯定不是“无人区”，也会有其自身的方言。但随着军镇的形成和绵延，那种方言，就被后来的方言湮没了。
新的方言湮没旧的方言，在我国广袤的国土上，历史地看，经历了漫长而明显的演变。上面“军镇”的例子，只是其中比较近期的“个别”。广义看，方言的演变，大体有两种根由：迁徙，和，民族融合。
迁徙，特别是比较大规模的迁徙，更多发生在中古（唐宋）以前。主要动因是生产力发展或生存竞争——某个族群，因为发展了，原本的聚居地，不能适应发展，或者因为战争（战败）等原因，迫于生存、发展的需要，大规模（甚至举族、举国）离开原本的聚居地，迁移到其他地方。这种情况，作为较普遍的“事件”，更多发生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上古时期。
民族融合，则指在我国古代中心地带周边的其他民族，因为种种原因，跟汉民族（古称“华夏族”、华族）形成共生关系，相互通婚，以至于融为一体。这其中，比较典型的事件，更多发生在相对强大而富于侵略性的北方游牧民族和汉族之间。
迁徙的人们，会把本来的方言，带去新迁去的地方；除非迁徙到了无人区（可能性很小），当地肯定也有人，操着那个地方的方言。于是，两拨操不同方言的人，相互融合，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方言。而迁徙者迁出的地方，被操另外方言的其他部族占据，又会与当地“留员”，经历极其相似的过程，使方言发生改变。
其实，民族融合，就方言的改变来讲，情况也大体类似。只不过两种语言，即当地原本的方言和融合而来的其他民族的语言，相互间的差距可能更大些而已。
古老时候的迁徙，大多不可考，至少在方言的演变方面，很难厘清究竟。就近可以举出的两个典型例子是，今天的四川方言，和，今天的北京方言。按上述两大根由讲，前者，就属于大规模迁徙的结果，而后者，则更是民族融合的产物。
顺便一提：说起“北京方言”，大概很多人都会觉得蹊跷——北京话不是普通话吗？怎么会是方言呢？
说明两点：
其一，普通话是国家规范的结果，其本身，仍然具有“方言”的基本属性。具体讲，今天推行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也有一说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以相距北京很近的河北省某地的发音为标准音）的规范语言。
其二，从上关面“一”可见，北京话不等于普通话。北京作为一个地方，也有其自身的方言。只不过，由于上述关于普通话的定义、规范，北京方言，听起来跟普通话更为接近。但仍存在诸多其他地方的人容易忽略的不同。
这样的北京话，从历史角度看，最主流的说法，是清朝建立以来，聚居北京的满族人和留居当地的原住民“民族融合”的产物。
有个说法，似乎挺能说明问题，即：今天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有太多的同音字。作为文字传承数千年的古国，我们民族的语言发展，不大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亦即：今天很多同音字，在古代某个代表性时期的主流方言里，并不同音。
（三）从历史演变揣测古代方言的“去向”
从迁徙和民族融合两大根源，或许可以揣测一下古代方言及其“去向”。
先说个“悬”的——陕西的古老方言去了哪里。大胆猜测，两个方向——岭南、日本。
提到日本，得多说几句：日本语，即日语，从语言特征上讲，属于中国“八大语系”中的“吴语系”。八大语系，按现时主流说法，分别是：北方、吴、湘、赣、客家、闽北、闽南、粤。四川方言，属于“北方语系”，潮汕方言，属于“闽南语系”。而日本语，属于“吴语系”；吴，应该说的就是今江苏省中南部、上海市延伸至浙江省北部沿海的这片区域。
之所以说陕西古老方言（秦语，再往前不说了）可能有岭南和日本两个去向，是因为：
一是，秦末汉初，有多达数十万的秦军，因为朝代更迭（秦帝国快速而略显“突然“的湮灭），而滞留在了南岭两侧，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岭南。
这支军队，极大可能是“老秦人”的精干底子，是被秦始皇帝嬴政派去征服“百越之地”的。还是极大可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操秦地方言。皇帝派出他们的命令，本身就可能带有“长期”、就地繁衍这样的意图（或暗示）；如是，他们去的时候，有可能携带了一部分育龄女性或接近育龄的女孩。
王朝覆灭，他们的使命，原则上是自动取消了。他们中的部分人，还可能是相对多数的部分，就滞留在了当地，或与可能的随军女性通婚，或与当地人通婚，逐渐的融合中，原本的秦地方言，跟当地方言，也交集起来，形成很可能跟今天客家话相似度较高的新方言。
二是，中日两国，都有徐市携五百童男童女东渡扶桑求仙的传说。
日本的主体民族（他们自称“大和民族”），至今仍理论上承认，他们融合了陆地秦人的血统。
所谓五百童男童女东渡的事件，至少笔直没见到过我国有确切的考古性证据，日本有没有不知道；但两国都这样传说，估计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童男童女，不一定是“男童女童”，也可能是没有婚配过的青年男女。同样是中日两国很接近于“共识”地，说实际数量未必就是“五百”的、肯定年轻健康的“童男童女”以及他们的“领队”，最开始把中国文化传播到日本。
传播的内容，肯定包括方言。
如果，他们确是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很可能在当时及较近期的后来，在古代日本，处于被尊崇的地位，他们所操的方言，应该会对古代日本当地的语言，有一定影响。谁也不能断言，这样的影响，不会延伸在日本语言从那时起至今的发展、演变过程。
当然，仅就“秦语”这种古代方言而论，其“去向”，还可能有别的。
只是举例，而且是揣测。
我们中国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唯一几乎完全传承了古代文字的国家，从文字思及语言，同样是揣测，各地今天的方言，也都不可能“无中生有”，而更可能是从古代方言演变而来。
由于迁徙和民族融合两大根由，方言的演变，会是一个漫长、纷繁、复杂的过程，某个时代某个地方的古代方言的“去向”，可能纵横交错，指向很多地方。要想都厘清，恐怕会很难，至少也会很繁琐。现实来看，必要性不大。
不过，如果感兴趣古代方言的“去向”，有个小办法，或可参考，就是读诗歌——从很古老的时候起，就有诗歌；所幸，其中大多数有代表性的，都传承下来了。诗歌讲究押韵，但今天用普通话读起来，有些就不那么押韵。
比如：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如果按今天的读音，“斜”跟“家”，不押韵。我们小时候学，“斜”字在此读作xia、二声，音同“霞”。这样一来，就押韵了。诗中的“斜”字，有可能像当初老师讲的“在这儿就是特殊读音”，也可能是诗作当时的某种方言（比如诗人所操的方言）。
读诗词歌赋，遇到不押韵的情况，对照时代和作者可考证的祖籍或者长期居住地，把不押韵的字往比较相近的押韵的谐音去想，就有可能猜出诗作时代某种方言的“味道”。
举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唐代诗人章碣，曾作题为《焚书坑》的七绝诗——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按绝句格律，第一、二、四句的尾字，应该押韵。可这首诗里对应的“虚”、“居”、“书”，就出现了问题。前两个“虚”、“居”，押韵，最后的“书”，却押不上。可如果，把“书”字，按今天“两湖”方言（尤以湖北中心地带方言为代表）读作xv（音同“虚”），就能押上韵。
假设就是这样，再看作者是哪里人，就可以去猜猜方言的去向——这首诗的作者章碣，是“睦州桐庐”地方的人；这个地方，在现在的浙江省。“桐庐”的地名，今天仍在沿用。假设，今天这个地方的方言，“书”字不读xv，那就可以猜测，唐代章碣那个时候，当地的方言，可能“去往”了今天的武汉。
只是猜想、揣测，权当稍有点儿文化含量的游戏。如果知道的方言多，不妨闲时玩玩类似游戏，或许还对多了解我们民族各地方的传统有点儿启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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