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3月14日，作曲家、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国家大剧院艺术委员会主任吴祖强去世，享年94岁。本期，国家大剧院和音乐周报联合追忆并约稿。这些小文章虽不能算作最全面、最深刻、最学术的总结论述，但所有作者从不同的个体角度，讲述了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和他们之间曾经的故事。纯朴的笔调、真实的情感，凝聚并抒发了所有敬仰他的人们之心声。
徐晓钟
国家大剧院戏剧艺术总监
3月14日，我国作曲家、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国家大剧院艺委会主任吴祖强老师在北京去世，我们非常沉痛!
我和吴祖强老师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一起在苏联留学的好友，感到无比的悲痛。
建立国家大剧院是中国人民、中国艺术家多年的愿望。年党中央决定建立国家大剧院，我和吴祖强老师一起参加了当时成立的建筑国家大剧院的艺术委员会，他是主任，我是副主任，我们一起参加建院初期的一些问题研究，并选定国家大剧院建筑方案。当时的建筑方案有好几个，最后在吴祖强老师的主持下，全体委员会投票选定了我们当时称之为“正在升出水面的朝阳”的方案。
国家大剧院建院15年了，我们在前院长陈平和现任院长王宁的领导下奋勇前进15年，建立一整套科学、有实效的剧院运营管理体制，培养了一支专业素质过硬的国家大剧院运营管理队伍，我们实践了“人民性、艺术性和国际性”的追求。在这其中，吴祖强老师在艺术思想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
今天，吴祖强老师走了，我们深切地追悼他、怀念他。
吴祖强老师，祝你一路走好!
陈佐湟
原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桂冠指挥
算起来我和吴老师已相识40多年了，他是我的老师、前辈、领导，从我学生时代起领我一路走来，给了我那样多的关心、支持和帮助。
我初次来国家大剧院的那一天，就是吴老师陪我一起去的音乐厅。那天已经是傍晚了，我们正好遇到几个德国来的技术人员在为大剧院的“镇院之宝”管风琴调音。当时音乐厅还没有完全竣工，我和吴老师带着安全帽一前一后爬到管风琴上面，看技术人员怎样操作，也由此得知这是亚洲最大的一架管风琴。这是我来大剧院留下的第一个印象，至今难忘。面对这样一个即将开幕、全新的大剧院，虽然知道前方任重道远，但是我们俩都很兴奋，激动不已。
国家大剧院开幕时吴老师已经80岁了，但他总像个年轻人一样，事事冲在第一线，亲自策划、亲力亲为，力求每件事都能做到完美。大剧院在吴老心中有着怎样的分量不言而喻。最初我们和院领导一起讨论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从第一个乐季的组织安排开始，为国家大剧院在中国乃至国际上的艺术定位打下一个尽可能好的基础。从艺术家的邀约到节目的安排，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经历过无数次的碰头协商和种种策划，就是希望把大剧院的艺术定位确立得更加鲜明且精彩，不负众人的期望。
我和吴老师一起做的首个歌剧项目是《图兰朵》。这是一部有着中国故事背景的意大利歌剧，但在作曲家普契尼生前并没有完稿，之后在世界上演出的版本是作曲家过世后由他的学生续写完成的。能否通过这部歌剧做出我们自己的版本和特色?这个想法我和吴老师一拍即合，决定在歌剧的结尾部分延续普契尼的风格和故事，由国家大剧院委约中国作曲家进行续写。为此，我们特意联系了普契尼家乡的普契尼基金会，邀请对方参与到这个计划当中，并为中国作曲家的创作提供一定的支持和帮助。最终，国家大剧院版普契尼歌剧《图兰朵》成功首演，我们还邀请到了普契尼基金会的主要成员前来观看。
国家大剧院开幕国际演出季期间，我们策划推出了持续一个礼拜的“管风琴音乐周”，从世界各地邀请知名管风琴演奏家，从演出曲目到主题讲座，全方位展示和介绍管风琴这件当时尚不为中国观众所熟悉的庞大乐器。同时，我和吴老师共同商量并经院里研究同意，确立了在国家大剧院定期举办“中国交响乐之春”的方案。首届“中国交响乐之春”于年举办，此后每届策划不断出新。
年底我也要从国家大剧院退休了。记得那是在12月7日下午，大剧院为我举办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仪式。8日一早我去看望吴老师，那一幕至今铭刻于心——当时吴老师记忆力的退化已经相当严重了，他坐在轮椅上，本来是昏昏欲睡的模样，但在看见我的一刻竟然醒了过来，对我露出了那样熟悉的微笑。我知道这一刻他认出了我，而当时吴老师的表情对我来说又是多么地难得和珍贵，立刻勾起我心中多年的感激、敬佩和亲切之情，不禁潸然泪下……
不管是在中央音乐学院、中国交响乐团还是国家大剧院，我都有幸和吴老师一起走过。我们之间几乎所有的接触，做事情时的心心相通，都离不开音乐。吴老师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他只要觉得有机会能为中国音乐事业再添一块砖、加一片瓦，从来都不会掉以轻心，永远都是全力以赴。跟吴老师在一起工作时，大家都会被他的热情所感染和带动，用同样热忱饱满的态度去完成每一项工作。
每一个人都不会忘记他，我们敬爱的吴老师!
赵汝蘅
国家大剧院舞蹈艺术总监
吴祖强老师对中国舞剧音乐有着非常巨大的贡献。当我还是北京舞蹈学院的一名学生时，最早接触的就是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家吴祖强、杜鸣心老师等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和编导班一起为中国舞剧《鱼美人》进行的音乐创作。其中很多精彩段落至今不忘，如“水草舞”“珊瑚舞”“婚礼场面”“鱼美人和猎人的主题音乐”“人参老头”等，《鱼美人》的音乐很有中国特色，许多精彩段落都成为乐团的保留曲目，流传至今。
由吴祖强老师和杜鸣心、戴宏威、施万春、王燕樵创作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音乐自诞生以来历经近六十年，几乎家喻户晓，舞剧久演不衰。当时的吴老师作为音乐家之一，曾和中央芭蕾舞团的主创、主演们一起到海南去体验生活。通过深入生活，他们以作曲家黄准为电影创作的《红色娘子军连歌》为主线，运用了海南民歌、黎族舞曲、《国际歌》等元素，创作了一部里程碑的舞剧音乐。
作为中国第一代专业芭蕾舞演员，我很自豪地参与了《红色娘子军》最早的创作和演出，因此也了解作曲家为此创作了不同版本，即便有的现在没有在舞剧中体现，我仍念念不忘。我也有幸参与过主题音乐的修改，音乐随舞剧创作经过反复试验、修改，为的是更准确地突出英雄人物，之后才有了今天大家听到的版本。不管是我自己表演，还是作为观众，我始终被音乐注入人物中的情感、激情感动和激励着，这种感触已经完全融入心中。
音乐是舞蹈的灵魂，芭蕾离不开音乐，我们新中国最早能立得住的这两部大型舞剧，离不开吴祖强老师等老一辈作曲家的首开先河和努力。吴老师接受的是苏联音乐体系教育，在创作中将俄罗斯古典音乐作曲手法和海南特有的民族风格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红色娘子军》中运用了传统的民族弹拨、唢呐、竹笛、合唱等，可谓勇敢地先行了一大步，为我们中国芭蕾留下了传世之作。吴老师等老一辈音乐家对中国芭蕾的贡献几乎是无人可以超越的。
吴祖强老师也为国家大剧院倾注了很多心血。在大剧院还在筹建阶段时，我和吴老师一起参与过设计图纸的选择和讨论;大剧院成立后，我们也曾作为艺委会成员一起开会。无论何时，他都特别谦和有礼地提出指导性意见，还带领我们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我们都特别尊重他。
我们怀念吴祖强老师。作为老一辈艺术家，他不图名利、一心创作出最好的作品。这样的精神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一代代人学习和敬佩。
吕嘉
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首席指挥
吴祖强先生是我在中央音乐学院上学时的院长，当时对他的印象是睿智、做事情非常有条理。作为学校的领导，他对业务的要求非常严格;对学生又很亲切，像一位长者。
吴祖强先生除了领导的身份，也是位杰出的作曲家，很多作品蜚声国内外。可以说吴先生是一座音乐的丰碑，见证了一整个时代音乐艺术的发展。不仅如此，吴先生对国家大剧院的创办与运营也作出了很多贡献。大剧院早期制作的歌剧《图兰朵》《艺术家生涯》《山村女教师》等，吴先生经常会来参加研讨，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他身上那种严谨的态度，对音乐品质的严格要求是我们这代人一直要去传承的。对我而言，吴祖强老师、郑小瑛老师教给我作为艺术家的初心，就是把心中热爱的美好的音乐做到极致，向着完美不断地靠近。
吴灵芬
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指挥
吴祖强先生于我而言，亦师亦友，亦是鼓励、支持我从事合唱指挥事业的领路人。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时，吴先生是我的恩师。他平时没有一点架子，但在教学上却非常严格、严谨，有独到的教学思路与教学方法。年，我公派到苏联进修歌剧与交响乐指挥，临行前吴先生给我提了两点学习方法上的建议：一是他觉得我当时已经是老师，在苏联留学的有限时间里，可以把时间多用在听国内没有的课和艺术实践上。另一个是让我一定要天天听音乐会、听歌剧，不仅听演出，还要在散场时挤进观众人群中去听观众的议论，了解他们对演出的评论。苏联观众的品位很高，听他们的评论是一种很好的学习。这两点建议，让我受益匪浅，收获很多。
我从事合唱指挥事业，更是离不开吴祖强先生的支持与鼓励。当时我在苏联学习歌剧指挥时，偶尔听到了从未听到过的世界一流的合唱演唱，才知道当时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的指挥系叫“合唱指挥系”(乐队指挥属管弦系)。我立即打电话请示吴院长，希望到指挥系去学习合唱指挥，他特别高兴。他说，原本就希望我能够从事合唱指挥事业，但担心我也认为合唱指挥比乐队指挥“低一等”。他鼓励我从事合唱指挥事业，并说一所没有合唱指挥专业的音乐学院是不完整的，而一部歌剧的演出，更是离不开优秀的合唱指挥。当然，我从交响乐、歌剧指挥专业转为合唱指挥专业，学习的时间需要延长，他叮嘱我花一点时间去深入了解一下苏联的合唱教育体系，介绍我去到莫斯科的男童合唱学校观摩，并告诉我延期期间需要经费的话，他可以用学校的“院长经费”帮助我完成学习。就这样，他支持我完成了在苏联的留学，可以说没有当时吴院长的鼓励，就没有我今天所成就的事业。
吴祖强先生艺术上严谨，生活中却十分豁达。经历了那么多人生风雨，有时我也会为某些不公平之事发牢骚，他却对我说，“只要你还能坐在钢琴边上搞音乐，就什么都别计较了。”这句话，一直都在鼓励着我。
作为领导，吴先生是我见到的少有的不喊口号、化繁入简、认真践行实践、至诚且有风骨的领导。而他作为国家大剧院艺术委员会主任，对国家大剧院的建设、运营更是付出了许多心血，功不可没。
吴祖强先生离开了我们，令我心痛至极。他对音乐的忠诚，对艺术的专注，对音乐教育事业的高瞻远瞩都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
谭利华
指挥家
得知吴祖强先生去世的消息我非常悲痛!
我和吴祖强先生结识已经几十年了。我们都是国家大剧院艺术委员会的成员。我清晰地记得年春夏之交，由文化部任命了大剧院的艺委会成员，吴先生是艺委会的主任，我和赵有亮(时任中国话剧院院长)分别担任副主任，协助吴先生工作，我们有很多共事的时光。国家大剧院建立之初，吴先生带领艺委会，为大剧院的发展运营、艺术生产、剧院管理等方方面面出谋划策。每一次大剧院的重要演出，吴先生都亲自过目曲目、剧目的安排，甚至曲目、剧目的介绍，他都会亲自把关。对于“中国交响乐之春”，吴先生不仅鼓励多上演中国作品，更是鼓励各团带自己原创作品来，他希望大剧院可以用这种方式推动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发展，而他在中国交响乐方面的大情怀也在国家大剧院得以落地。
李德伦先生是吴祖强先生的至交好友，我曾经住在李先生家里，所以有不少机会和吴先生在一起，有幸受到了他的许多教导，不仅是在艺术方面，也在做人处事方面。在我担任北京交响乐团团长期间，他在艺术管理、艺术方向的把握上给了我很多的教诲。他们那一代的音乐家，特别是留苏的几个老艺术家，终身都保持着那种挚友的关系，互相理解、互相帮衬，在关键的时候互相扶持。李德伦先生后来身体欠佳，吴祖强先生非常牵挂，屡次给我打电话，让我照顾好我的老师，这些事情至今历历在目。
张国勇
指挥家
吴先生在音乐界有着极高的地位和威望，身上带有中国文人的风骨与清高，我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后辈，对他都满怀敬畏。印象里的先生，满头华发，精神矍铄，对于世间繁事，他真知灼见，客观睿智，在入木三分的教化中，不夹杂半点是非闲言。我敬仰先生高洁的品德，也心醉于他不朽的创作。
中国的交响乐作品，地域差异造成南北二派既各有特点又能互补互鉴，而《红色娘子军》《草原小姐妹》等众多先生作品在中国广为流传、长演不衰。尤其是先生与其他几位名家共同创作的《红色娘子军》这部经典，以高度的民族性和交响性，成为中国民族芭蕾舞剧音乐的里程碑;先生改编的《二泉映月》，中西合璧、意境悠长，堪称西洋器乐民族作品的巅峰。同时，这也是李德伦先生生前最喜爱的作品之一，在纪念李先生的音乐会上，我特意将《二泉映月》作为演出曲目。
吴先生总是无私地提携后辈，毫无门户之见，所以我在京的演出常邀先生到场，他几乎有求必应。记得在上海歌剧院工作的时候，我率团赴京，明知先生身体欠佳，还是斗胆送了请柬，思来想去觉得欠妥。谁知，他竟抱病应约，热情地如期而至，演出后，先生中肯地提了意见，也给了我们莫大鼓励，至今回想起来，依旧是暖意在怀。
每每在与先生的交谈中，我都会感受到他对中国交响乐与歌剧事业前途的深远思量和热切关怀。国家大剧院、中国交响乐团的组建和发展，处处留有老人不遗余力四处奔波的身影。作为见证者，我深知他为此奉献的一切，也清楚他那份厚重的嘱托。
吴祖强先生作为我国音乐事业航行的重要掌舵人，将与新中国的文化发展一同铭刻进历史。
时代，见证了一切。
先生千古!
陈志音
原《音乐周报》副总编辑中国音协音乐评论协会理事
翻阅尘封的《音乐周报》合订本，吴祖强先生的精妙文章、音容笑貌、神采焕发跃然纸上。我仿佛又看到他亲切的表情，又听到他温和的话语。那些年、那些事，如潮涌般冲开记忆的闸门，真的忘不了!
中央音乐学院前任院长、名誉院长、作曲家、教育家吴祖强，他为这个世界、这个国家所作的贡献，肯定远远不止写过多少优秀的作品，教过多少优秀的学生。早的不提，单说年9月重组的中国交响乐团、年9月竣工的国家大剧院，无不有力证明：吴祖强先生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如果没有他坚持不懈、倾尽全力地硬件和软件一手抓，何来这个乐团的国之大音，何来这个剧院的国之大象?
我想追述一二相关的小事。从这些小事，吴祖强先生的音乐思想、艺术理念即可窥豹一斑。
大多数国人闻悉歌剧《图兰朵》，始于年9月5日至13日张艺谋导演的北京紫禁城太庙版。《音乐周报》年9月11日头版并列头条特别有意思，今天翻看亦如是。两名记者——李瑾文章标题：《图兰朵》亮相——好听不如好看;紫茵文章标题：川剧《中国公主杜兰朵》——好看又好听。两篇“打擂”文章，背后站着一位高人：吴祖强先生。他特意告诉我：“紫茵，你一定要去听，你们川剧《杜兰朵》来北京演出，太有艺术魅力啦!”如果没有他及时用心的导引敦促和指点迷津，那年紫茵很可能只与“图兰朵”重温旧梦，而和“杜兰朵”失之交臂。我至今感念吴老!
经我“软硬兼施”，吴祖强先生很快如约完成《花开并蒂芳香四溢——谈谈〈杜兰朵〉与〈图兰朵〉》，《音乐周报》将这篇重要文章特别安排在年9月25日头版(转七版)。现场观赏了歌剧和川剧的我读过又读，吴先生就是吴先生，这篇文章既有高度深度又有宽度温度，实在令人感佩不已回味无穷。他不仅向《音乐周报》记者，而且也为外国记者热忱推荐这部川剧，“川剧《杜兰朵》漂亮、精致，应说比太庙版《图兰朵》毫不逊色。”两个戏“一是名贵钻石，一乃稀有珍珠……真个难分轩轾，不必谈论高低”。重温妙文，仍感受益。
本人在任《音乐周报》记者、编辑之前，曾在北京朝阳区文化馆工作多年。这个全国群众文化先进单位，在上世纪80年代初培养了一众农民歌手、农民词曲作家。年中秋节，他们在将台乡小井村搞了一台群众赏月晚会，吴祖强先生作为中央候补委员，欣然出席观看并予以赞赏鼓励，真不愧为身在高位心系基层的音乐教育家。但凡同吴祖强先生相识相交的人，无一不对他留有如此印象：儒雅斯文的学者、高深敏锐的智者，温和、谦和、平和的长者。
从《音乐周报》(原北京音乐报)年5月30日创刊开始，吴祖强先生和众多音乐界前辈都是我们的重要作者。用整版篇幅刊登他的重头文章不算太多，但，《密切作曲家和群众的关系》发表于年6月12日论坛·交流版的署名文章，我至今记忆深刻。他作为首届英国“大师奖”(Masterprize)管弦乐作品比赛的评委，全程参与活动，回校讲座综述。在传统与现代、世界与中国、西方与民族、高堂与草根等音乐创作发展关系中，吴祖强先生高瞻远瞩的眼光胸怀，理应产生更多深远恒久的影响。
王纪宴
音乐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在我担任中国交响乐团艺术策划部经理的第一年，我向乐团艺术总监陈佐湟先生提出，将我在伦敦听过多次的“音乐会导赏”形式引入我们的音乐季。计划中安排导赏的首场音乐会由德国指挥家欧拉夫·科赫执棒。让我和乐团上下惊喜不已的是，在乐团领导左因老师邀请下，敬爱的吴祖强先生欣然同意担纲这场音乐会的导赏嘉宾。
我永远忘不了年8月15日那个炎热的仲夏傍晚，我有幸陪吴先生一起走上北京剧院舞台的情景：他抱着两本大开本总谱，那是当晚音乐会将要演奏的两部交响曲——莫扎特《第四十一号交响曲“朱庇特”》和贝多芬《第三号交响曲“英雄”》。吴先生的第一句话就让很多听众有耳目一新之感，他指出在两部交响曲第一乐章的主部主题间存在的紧密联系，不仅赋予这场音乐会的曲目安排内在的逻辑关联，而且激发了大家对即将奏响的两部古典交响杰作不同以往的期待。
这么多年过去了，听过无数次音乐会导赏，我自己也参与过很多次导赏(包括在国家大剧院线上演出和艺术普及演出中所做的)，最难忘的仍然是吴祖强先生在北京剧院的那次。他对时间仅40分钟的简短导赏的高度重视，他作为作曲家在分析前辈大师作品时的那种独特洞悉力和权威感，使得那次导赏意味隽永。吴先生和蔼亲切的声音，仿佛仍在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