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戏曲艺术中,昆腔为文人雅士所欣赏,老

南戏在南北宋之交时形成,它比元杂剧的形成时间还要早,但一直在江南一带发展传播。到了元代,杂剧成为主流戏曲艺术样式,南戏还在南方民间流行着,只是笼罩在北曲的耀人光辉下,有点暗淡而已。进入明代后,北杂剧虽然受到朱元璋、朱棣等人的推崇,也有朱权、朱有嫩等热衷杂剧的创作者,但“文学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艺术的时代性在这里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北曲呈现日薄西山之势。元杂剧戏曲舞台猪抓拍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艺术之间也天然地存在着竞争,当元杂剧衰落时,蛰伏了二百年的南戏开始复兴了。因为早期南戏的曲调多来自民歌小调,或宋词的俗化曲调,总之在音乐结构上没有元杂剧那么严格,那么规范,所以在传播过程中,各地会结合当地的方言口语,民歌小唱来进行丰富变化,这样就形成南戏的不同声腔。虽然都叫南戏,但在唱腔和曲调上有一定差异,便形成不同声腔。南戏辉煌之作“四大戏文”抓拍至迟到嘉靖时期,南戏形成了以弋阳腔、海盐腔、余姚腔、昆山腔四大声腔为代表的诸多声腔,这也表明南戏在不断地向各地传播,并且不断生发出新的次生声腔艺术,形成了一个由多种声腔构成的南戏艺术体系。四大声腔中弋阳腔和昆山腔发展迅速,影响力也最大,而海盐腔和余姚腔却慢慢地退出了戏曲历史的舞台,相关历史信息也很少。其中弋阳腔是宋元南戏流传到江西弋阳,与当地方言民歌相结合,而发展出来的一种南戏声腔。在元代就已经形成,到明代中叶时,它已经传播到安徽、浙江、江苏、湖广、云贵等地区。南戏博物馆中戏曲角色玩偶七阳腔与其他南戏声腔一样,都是采用曲牌连套的方式构成一个完整的音乐单元,由生旦净末丑等行当来扮演人物,剧中人物运用歌舞、说白、科泛的手段推动剧情,完成一个相当长的故事。弋阳腔也有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在音乐和声腔上。最为明显的一点是,它基本没有什么乐器伴奏,只用锣鼓来控制节奏。究其原因,是弋阳腔一直在民间演出的环境所形成的。民间演戏,大多在人多地广之处建一草台,或者在寺庙旁边的戏台上。总之,地方宽敞,观众密集。因为不在封闭的场所,观众也是开放自由的环境,难免人声嘈杂,即使用一些管弦乐器伴奏,也没有人听得见。七阳腔乐器“锣鼓”所以只用锣鼓这些乐器来控制节奏,演员还必须唱腔洪亮,实大声宏而不能婉转细腻。弋阳腔及其后来发展出来的子声腔剧种,都有这个特点,因此清代时统称高腔系统。弋阳腔另一个特点,就是有帮腔。台上演员在唱,唱到一句的末尾,或者一曲的未尾,后台演员来一个合唱,起烘托气氛的作用。比如台上在唱自己可怜的身世,后台跟着帮腔,造成一种悲惨惨的氛围,这对塑造人物,营造戏剧氛围都有帮助。弋阳腔发展到嘉靖以后,出现一些子声腔,最为著名的是青阳腔。青阳腔就是弋阳腔流传到安徽青阳地区形成的一种地方剧种,在万历时期非常流行,占据着民间戏曲演出的绝大份额。戈阳腔戏曲舞台抓拍在青阳腔时期,出现了滚调。为了读者能明白,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什么是滚调,它有什么作用。《琵琶记》“书馆思亲”一出里,原本是这样两句“闻知饥与荒,只怕挨不过岁月难存养”,青阳腔里,在两句唱词的基础上加滚后的唱法:蔡伯嘴(唱)闻知道我那里饥与荒。(白)别处饥荒犹自可,惟我陈留饥荒,最愁杀人。(滚)家下若饥荒,最苦老爹娘,一似风前烛,只怕短时光。我的爹,我的娘,(唱)只怕你挨不过岁月难存养。《琵琶记》戏曲舞台抓拍加了“滚”使得意思更加明白,情绪更加热烈。这里还只是举了比较短的“滚”,有些长的地方能在原文基础上增加七八十字之多。这也是有原因的,传奇剧本一般都出自中高级知识分子之手,文辞比较雅伤。观众听这些文绉绉的词比较难懂,于是通过加上通俗的四言八句这样的白话,就让观众明白多了。加“滚”的地方,用快速的方式来唱出来,有点流行歌曲中说唱的意味,这也是对南曲音乐节奏的一种变化,故而很受欢迎,成为高腔系统的一大特色。滚调戏曲舞台抓拍弋阳腔系统发展到明末时,已经流传到全国各地,这时都以高腔称之。比如流传到北京,就叫“北京高腔”,简称为“京腔”。京腔是嘉庆以前北京市井中最为流行的剧种,文献记载“六大名班,九门轮转”,意思是有六个唱京腔的著名戏班,他们在北京城九个城门(那时的戏台一般搭在城门外的市场上,内城是不给演戏的)轮流表演。直到秦腔、徽剧进京后,京腔才逐渐消歇。昆腔戏曲舞台抓拍清末,各种地方戏云蒸霞蔚,基本都是在各地高腔基础上形成的。即使到了今天,各地方戏中仍然保持了高腔的曲调,比如川剧、湘剧、粤剧都有高腔存在。弋阳腔(高腔)虽然在民间很流行,但文人士大夫不太认同,觉得过于喧闹,没有雅致的情调。阳春白雪,各有所爱。弋阳腔为老百姓所欣赏,文人雅士大都喜爱昆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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