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创作的歌剧《江姐》剧本改编成功;年9月公演,毛泽东、周恩来先后观看演出,并给予高度评价。此后,《江姐》分别到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各大城市演出,在年至年间,一共上演了场,创造了中国歌剧史上的奇迹。年,穿越“文革”,重排公演成功。年《江姐》被拍摄成电影。年,再次公演成功。一部歌剧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在中国戏剧舞台上,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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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胎于大众熟知的《红岩》
20世纪60年代,以震惊中外的“11·27大屠杀惨案”为原型的小说《红岩》发表后,读者抢购《红岩》形成热潮,在问世一年后即突破万的发行量,被称为“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在这个背景下,青岛话剧团、四川话剧团、北京人艺等相继把它搬上了话剧舞台。年10月,空政文工团演出的歌剧《江姐》,在全国短短几个月间连续公演场,在当时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表扬。
▲年10月13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观看歌剧《江姐》后与演职人员合影
这一部分依赖于编剧阎肃抗战期间在四川的长达数年的生活经历,对那里的风俗习惯、山山水水都比较熟悉,又亲身感受过抗战历史。尤其是重庆解放后,他亲眼看到过渣滓洞的烈士遗体。
《江姐》的编剧阎肃
所以当阎肃阅读到《红岩》时,就深感当时美好生活的不易,根据歌剧长于抒情的特点,决定节选江姐可歌可泣的一生作为创作的主体。年到东北探亲时,阎肃动笔写下了《江姐》的初稿。
据他回忆,在写初稿的过程中,四川、重庆的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呈现在我的眼前,除了小说创作的形象以外,像蒋对章那样的地主,像杨二嫂赖以养家那样的么店子,以及华山一带的山歌都萦绕在他脑际,渣滓洞的惨状更令他激动着他的感情,于是一口气,花了十五天时间,完成了《江姐》的初稿。
对地方戏曲和民歌的借鉴
年10月,阎肃的剧本初稿完成,剧本的作曲者羊鸣、姜春阳就到四川去学习地方戏曲,搜集音乐素材。同时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等旧址,采访和熟悉了江姐等革命烈士生前的斗争事迹。年3月初稿完成,但存在剧本结构及唱腔安排比较散,人物的音乐形象不突出,音乐不朴实,没有摆脱“洋框框”。
▲渣滓洞
后经领导决定,羊鸣、姜春阳、金砂重新深入生活,搜集音乐素材。三人下四川,又去了浙江、上海等地,学习了川剧、婺剧、越剧、杭剧、沪剧、四川扬琴、清音、杭州摊簧、金华摊簧等戏曲音乐和民间音乐……于同年八月完成了《江姐》音乐的第二稿,在编排和演出过程中,进行了不断的修改加工,直到现在。
▲第二代“江姐”扮演者赵冬兰
为了创作出塑造江姐音乐形象的音乐,三人通过对江姐人物形象,诸如对党无限忠诚、对同志无限热爱等,着重刻画她“一片丹心向阳开”的革命热情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在音乐上,他们就以抒情性的唱腔为主。但也有慷慨激昂的乐段,但三人不想把慷慨激昂写得那样外露,就是在敌人的法庭上,江姐也是从容不迫,十分冷静的。
但江姐的唱腔总体是这样:开始她唱的《红梅赞》代表了江姐的主题,所有以后的唱腔都是以《红梅赞》为基础,在速度、节奏及旋律上加以变化、创新、发展来表现江姐内心情绪和戏剧冲突。
许多评论指出,歌剧《江姐》大量地运用了川剧中的高腔、帮腔和四川民歌,并以此为基础,吸收了其他戏曲音乐的元素。这些戏曲音乐和民歌的运用,丰富了歌剧音乐的表现力,使歌剧音乐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当时的《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江姐在音乐创作上的成就》的评论,认为“音乐作者把民歌音调和戏曲音调都统一到为反映当时轰轰烈烈革命斗争的时代面貌和塑造江姐这个光辉的英雄形象的目的上去。”
细腻雕刻的唱词
关于《江姐》唱词的增删去留,雕琢锤炼,阎肃和一众相关人员的确也下了不少功夫。如《绣红旗》中原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总参谋长看了初演,就提出,怎么会不知?是深知的。可以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原本第二场戏的缺点在于过多地偏重“儿女情长”感情的表现,有些失于软。这就损害了江姐的形象。原来本子的歌词如“这药品纵然能治千样病,也难治我胸中创痕心头伤……”,就过多地陷入夫妻之情和伤感情调。现在改成“……曾记得长江岸边高上山,红旗下是你介绍我入党;曾记得罢工怒潮卷巨浪,浪涛中你昂首挺立最前方……”
▲第五代“江姐”的扮演者王莉
原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句,虽有文采,但立意不高。改“丝方尽”为“丝不断”后,继之改下句为“留赠他人御风寒”,不仅立意新了、境界高了,更重要的是表达了江姐至死仍念念不忘为革命尽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情怀。
《江姐》的艺术魅力在哪里?羊鸣认为:“说白了,我觉得就是有根、动情、好听、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