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姑且撇开与西方的比较不论，仅从中国自身的发展，应当承认，乾隆时代已把中国推向了封建社会的顶峰。以编纂千古巨制《四库全书》和乾、嘉学派的辉煌的学术成就为标志，展示了盛世时代封建文化璀璨夺目的光彩。与此相辉映，文学艺术异彩纷呈，争奇斗妍；群星并出，佳作山积，是继唐宋之后又一个文学艺术灿烂的时代。
每当人们谈论清代文学艺术，言必称“红楼”与“聊斋”，似乎除了这两部作品，其余皆不足论。长期以来，人们对清代文学艺术缺乏研究，评价不足，了解甚少，未给予公允的评价。现在，叙述乾隆朝文化时，一并写出文学艺术方面的内容，以成文化之全貌。
先从诗歌的成就谈起。钱仲联、钱学增为《清诗精华录》所写“前言”对清诗作出了总的评价：中国古典诗歌，“在经过了唐、宋的高峰以后，元明时代，一度衰落，至清代，又奇峰突起。”在清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余年间，“诗坛上也是名家迭出，流派纷呈，百花齐放，五彩缤纷。清诗，不但在数量上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而且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诗歌新意境和新领域的开拓…都有许多不同于前代的特点。”他们认为：“清代诗学的成就，足以超越元明，上追唐宋。”
对清诗的这一总体评估，十分中肯，符合历史实际。的确，清代诗作的数量令人叹为观止。近据报载：目前正在编纂的《全清诗》，将收录清朝10余万作者的诗作，成书后可达5亿字以上，共有余册。我国诗歌最繁荣的时代一唐朝的《全唐诗》不过4.8万首，是无法与《全清诗》相比拟的。清诗作者达10余万人，《全唐诗》作者也只有余人，只抵《全清诗》作者的五分之一，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比。
10万作者姑置不论，高宗一人所创作的诗，亦直追《全唐诗》。他一生创作的诗都收进《御制诗集》，共5集，卷，收诗首。他在位六十年，每天都写诗，平均写两首。退位以后，自居太上皇，继续写诗，收入《御制诗余集》，还不包括在首之内。
著名清史专家戴逸教授称其为“中国诗史上创作最宏富的第一名多产诗人”。又说：“其诗作之多，有史以来，首屈一指，无人可望其项背。”有清一代，高宗不愧为第一诗人。诗以言志，高宗兴致所至，信手拈来，不雕不琢，直叙其事，直接表达内心感受，甚是可贵。
他高居皇位，日理万机，接触面广，所以，他创作的题材异常广泛，无所不及，形式不拘一格。最有价值的，是高宗的诗都是关乎战争、农事、巡幸、读书、民间生活和他本人的生活与感受，蕴含丰富的历史内容。从诗看史，他的诗不妨说是“史诗”，对治清史者，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入关后的历朝清帝，除同治与溥仪因太小不能诗，其余八位皇帝都能诗能文。高宗做诗最多，其次为圣祖，有他的《御制诗》传世。其诗的艺术性，要高出高宗一筹。近人论清诗，完全把高宗、圣祖等清帝的诗排除在外，不屑一顾，是偏见？抑或鄙视其无艺术可言？并非无艺术可言，在四万多首诗中，仍然有部分达于佳境，就说反映现实更有可取之处。因此，研究清诗不谈高宗、圣祖等人的诗，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缺欠。
清诗的最大特点是，与清代的经世致用的学风一脉相承，即由此学风导致诗作面向现实。很多诗人又是学者，一身二任，其诗作体现了他们的学术主张，真实地反映现实的生活。这是清诗的又一个特点。清初著名诗人，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方以智、朱彝尊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
钱谦益学术成就不小，诗作也立异标新，名著当时。吴伟业的诗，已为人所熟知，如《圆圆曲》不差于白居易的《长恨歌》，但他于学术上也不逊色。继钱、吴之后，王士祯独领诗坛。他推崇盛唐诗风，论诗主“神韵”，被推为“一代正宗”。其他诗人如宋琬、施闰章，都是顺、康时人，以诗著称，时有“南施北宋”之誉。查慎行与赵执信，同列康熙朝，亦官亦诗，名重朝野。
雍乾时期，沈德潜创“格调”派诗风，力主写诗要表达“温柔敦厚”的感情，实际是要符合封建纲常礼教。与“格调”派诗风不同的，是袁枚的“性灵”说，主张诗要抒写个人胸脑、性情和灵感。他的诗，既不崇唐，也不幕宋，反对“温柔敦厚”的诗风，自成一派。
与袁枚齐名的诗人，当数赵翼和蒋士铨。赵翼所主，也不赞成一味崇拜唐诗，而提倡独创，如《论诗绝句》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在学术上属乾嘉学派，所著《廿二史札记》，至今仍是治史者不可多得的重要典籍。上引诗，亦可窥见其勇于创新之意。
再如郑燮、黄景仁、张问陶、宋湘等一批诗人，同生活在乾隆时代。他们的诗都有新的开拓和创新，但受到文字狱的政治影响，这一时期的诗，较之清初，其战斗的锋芒稍逊，有回避矛盾的倾向，难免有一些诗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总的来说，流派纷呈，各显异彩。
词的创作不及诗歌，举其著名词人，当推满族人纳兰性德、朱彝尊、陈维崧等，同为康熙朝人，各创一词派，相互辉映。“桐城派”散文，以方苞创始于康熙朝，光照乾隆时代。该派主要代表人物姚鼐、恽敬、张惠言等，官乾隆朝，主张以考据、辞章为手段，去阐扬儒家的“义理”。
戏剧创作，同样是名家名篇迭出，独放异彩。洪昇的《长生殿》与孔尚任的《桃花扇》，是康熙朝艺苑中的奇葩双绝。杨观潮、蒋士铨是乾隆朝的著名诗人，又是戏剧作家，以后者的成就为大。地方戏曲空前盛行，秦腔、徽调、川剧、滇剧、豫剧、湘剧等数十种戏曲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构成了盛世文化的一大景观。
其中，徽班于乾嘉之际首途北京演出，后有汉调进京，与徽班汇合，又取昆曲等曲调之优长，逐渐形成一个崭新的剧种，这就是被我们视为“国宝”艺术的京剧，很快风靡全国。历经百余年的反复锤炼，京剧更为精湛，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由艺术大师梅兰芳等把京剧艺术推向巅峰，并使它的美妙曲调响彻全世界！
绘画与书法艺术，在盛世艺苑中，颇引人注目。这一领域，名家辈出，艺术多有独创。在走出清初摹古的窠白后，以石涛、朱耷、道济等画家为代表，已走上不拘成法的独创的艺术道路。至雍乾之际，这一画风为“扬州八怪”所继承。所谓“八怪”，有罗聘、高翔、金农、李方膺、汪士慎、郑燮、李鳝、黄慎等八人。他们突破传统，各自创立风格，在作品上题诗词或为文，形成画、书法与诗文融为一体的新画风，别开生面，风格独特，而在那些墨守成规的人看来，视为怪物，故以“八怪”称之。
这一派以梅、竹或山水加人物为对象，各展画技，自流异彩。如郑燮，以画、书、诗独胜，被誉为“三绝”，至今还受到人们的喜爱。以书法论，这些画家又都是书法家。此外，圣祖、世宗、高宗的书法亦不俗，深得书法之妙。从他们遗留下来的墨迹，评为书法家当之无愧。
学校教育，是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家与民族的兴旺，有赖于学校教育，藉以培育人才，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素质。乾隆时期，学校教育蓬勃发展，比康雍两朝又有了巨大增长。清初，陆续设立府州县学，雍正时，学校教育已普及到县。作为官方学校教育的补充，书院教育也发展起来。高宗看到书院教育的重要，积极给予扶持，从经济上赞助和鼓励，书院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会，在国家实施的教育中发挥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