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乃作者魅姐说文化独家原创，未经允许请勿转载，图片来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删除，谢谢！据现代考古资料证明，在大约三千年前，中原文化与巴蜀文化便有了较多的交融。四川的“巴歌渝舞”是关于我国歌舞艺术最早的记载之一，之后汉代百戏盛行，隋唐及五代蜀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傀儡戏、参军戏相当普遍，并有了演戏的“子女”和“杂剧丈夫”，至宋代，川杂剧的演出亦有多处记载，最著名的有南宋大觉禅师四川涪州人冉道隆（生于年）的观剧诗:“戏出一棚川杂剧，神头鬼面几多般。夜深灯火阑珊甚，应是无人笑倚栏。”元代是中国戏曲兴盛发展的时期，王实甫、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郑光祖等一代戏曲大家创造了元曲发展的高峰。歌舞但同在这一时期，四川民间端公戏却流行起来，及至明清、民国，端公戏一直延绵不断。虽然川剧五种声腔中的四种均是于明清之际进入四川的外来声腔，但蕴藏丰厚的巴蜀文化、源远流长的四川民间小戏，对融合改造各种外来声腔使之成为地方化的川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川剧的艺术风貌与人文精神川剧是我国西南地区影响最大的地方戏曲剧种，流行于四川重庆及贵州、云南、湖北部分地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融合了高腔、昆曲、胡琴（皮黄）、弹戏（梆子）及四川的民间灯调多种声腔，在巴蜀文化的熏陶中形成了独特鲜明的剧种风格，在全国多个戏曲剧种中独树一帜。端公戏川剧的音乐内涵繁杂，形式多样，其中以帮、打、唱相结合为特点的高腔发展得最为全面系统，其曲牌多由南、北曲演变而成，共分十类，约多支曲牌，并有若干锣鼓套打牌子，帮腔依曲牌而定，演唱形式十分自由，艺术表现力很强。胡琴、弹戏均属于板腔体的音乐形式，旋律性强，极富感染力。昆腔则大多融人了高腔之中，仍保留着笛子伴奏的特点，在徒歌式的高腔中增添了一缕悠扬典雅的意味。川剧所具有的这种广泛接纳、为我所用的艺术包容能力，充分地体现了大一统的华夏民族精神，继承了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又溶人了巴蜀艺术的独特创造，使川剧具备了民族性与地方性的双重品格。川剧川剧是四川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地方艺术形式，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它在四川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无论翰林学士、官绅贤达，还是贩夫走卒、老幼妇孺，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参与到川剧的娱乐、欣赏、创作之中，士农工商各种行会、民俗节日、红白喜事也无一不是与川剧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全民投人的结果，使川剧最大限度地容纳了四川地域的文化艺术形式，充分吸收了巴山蜀水的人文精神、风土民情，凝聚着四川民众的艺术智慧和性格品质，记录了近现代四川社会的历史性变迁，表达了各阶层民众的道德观念和社会理想。民俗高腔来自于江西的弋阳腔，大约在明代中叶传人四川，盛行于清乾隆年间。由于受四川道教音乐及民间音乐的影响，形成了帮腔、锣鼓、唱腔紧密结合的音乐形式，一般简称为帮、打、唱。胡琴又称“丝弦子”或“皮黄”，继承了湖北汉调和安徽徽调的传统，吸收了陕西汉中二黄与四川扬琴的某些唱腔，成为川剧的一大声腔。弹戏又称“盖板子”，以盖板胡琴为主奏乐器，源于陕西秦腔，大约在明末清初或者更早-一些年辰人川，由于川陕地理相连，戏班来往频繁，过去四川有许多“陕班”演出，逐渐演变为用四川语音演唱。清乾隆中叶，四川名伶魏长生“新出秦腔”，即变西秦梆子为“川梆子”，为川剧弹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锣鼓四川地方灯戏是与端公戏混杂在一起的，也接受了外省传人四川的许多民间小调如[补缸调]、[小放牛]等，其中一些曲调被吸收到川剧中，成为川剧的五种声腔之一，但仅能演出一些小戏，或夹杂在高腔、胡琴、弹戏中演唱，用于某些场景调节气氛。清代中叶以后，各种声腔逐步完成了四川化的过程，五种声腔具备了同台演出的基础。清乾隆、嘉庆以来，川剧进人了大发展的时期，在广大的乡镇农村，庙堂林立，有寺庙必有戏台或乐楼。旧时各四川乡镇码头都建有城隍庙、川主庙、禹王庙、文昌庙或灵官庙、观音庙、清源宫、牛王庙等，岁时节日、民俗庙会、商业行会都要演戏庆贺。观音庙从现有资料记载的情况看，当时“戏曲改良公会”颁发的示范剧本已包含有高腔、胡琴、弹戏三种声腔，昆曲一般情况是作为“昆头子”融合在高腔中演唱，川剧五腔合流的格局已基本形成。至此，川剧班社也开始由庙台、广场演出进人了剧场，从班社流动演出方式转向以剧场固定演出为主的演出方式。受辛亥革命之影响，年，一个完全由川剧艺人自己组织的川剧班社成都三庆会剧社正式成立，三庆会联合了当时滞留成都的8个川剧班社，在此坚持演出30余年，为川剧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改变了东家掌握生产工具、剥削艺人的若干不合理制度，由川剧艺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促进了川剧艺术生产力的发展。参考资料：《中国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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