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与友人到宣汉县城项山公园散步，来到“巴山秀才”塑像前。大家认为“巴山秀才”就是指袁廷蛟，袁廷蛟就是“巴山秀才”，塑像和碑文可为证。但笔者却并不认同这一说法。下面我们就来详解其中缘由。
（巴山秀才塑像）大家也知道，这里以前曾塑有“巴山秀才”雕像，刻的是袁廷蛟个人塑像，手拎状纸，垂头丧气，全然没有一点英雄气概的样子。现在改为群像，也有了“粮清民安”的旗帜为主题，中间明显而突出的人物当是袁廷蛟无疑。雕像背后的碑文是：袁公廷蛟，本县虾耙口场农民铁匠，生年不详。清同治年间，县中官绅勾结，浮派爆敛，民不聊生。袁领衔府控省控京控，求减重负，然官府上下相护，反加袁刑杖。光绪元年（年）5月19日，袁率七八百人聚城南，旗书“粮清民安”，仍求清账减赋。知县孙定扬污叛请剿，提督李有恒挥兵烧杀三月，黄金、厂溪、官渡、虾耙口等场，村社为墟，数千农民血漫中河，举国为之震惊。袁公刀丛脱身，乔装再次上京诉冤。慈禧摄于朝野责难，于五年十月，判斩孙李。虽定袁非叛逆，却暗杀于成都狱中。虽铸铁碑永不加赋，而实加派如常。封建专制草菅人命，前人已为：东乡哀，今人又做：巴山秀才。千古血案，永志人民心中。
（巴山秀才碑文）碑文虽简略，然情节无虚。既是为“东乡血案”的冤魂树碑，为“袁廷蛟闹粮”立传，亦是激发官员爱国护民之心，感召全县人民勿忘志士先烈，这些都没毛病。只是这里“农民铁匠”怎么就成了“秀才”呢，你不觉得奇怪吗？
由个人塑像改为群像，说明已经有人意识到“巴山秀才”专指袁廷蛟是不确切的了，但仍有许多市民不明就里，要厘清个中缘由，必须从晚清那桩震动朝野，历时四年，死伤千余人的“东乡血案”说起，因为这桩血案就是因“袁廷蛟闹粮”而诱发。
清康熙年间，宣汉县有一武生因不满地方官吏不按朝廷规定任意加收税赋而上京告状，康熙皇帝了解实情后御笔批示：“许每两银子折合一千四百文，永著为令，立碑铭之”，在东乡县衙门口将此批示铸立铁碑，让百姓监督地方官吏按此施行不得任意加征。但是，至清嘉庆年间，地方上为了镇压白莲教起义而大势扩涨军费，贪官污吏还在征收正税的同时巧立名目中饱私囊。其时又正值连年灾旱，民不聊生，饿殍遍地，老百姓怨声载道。
（今日虾耙口）同治十一年（），虾耙口（时属南坪乡，今属厂溪镇梨子村）打铁为生的农民袁廷蛟（？—年），不满县衙局绅浮加赋税，与堂父李经良赴京控告，却因不识门路误投到北京步军统领衙门，被押解回成都训办。四川提督吴棠不问青红皂白，给李、袁二人扣上“违例上控”（越级上访）的罪名，将李经良杖责一百大板，戴枷示众一月，袁廷蛟减一等，杖责九十，戴枷示众二十五天。
第一次进京告状就这样以失败告终。袁廷蛟等人虽然受尽枷号责杖之苦，但斗志不减，不屈不挠，定要等待时机，改进策略，为人民伸冤诉屈。
光绪元年（），袁廷蛟等人率领余农民聚集于东乡县（今宣汉县东乡镇）城南州河对岸观音岩，竖起“粮清民安”大旗，要求清算粮帐。附近乡民纷纷响应，不数日，人数很快增至二三千人，声势日渐浩大。东乡县令孙定杨担心“白莲教起义”的历史在东乡再次重演，即火急禀告绥定府（今达州市）说是乡民聚众闹事请兵“戡乱”。知府易荫芝于是亲自带兵来到东乡，见民怨鼎沸，群情激愤，恐操之过急激起民变，于是密谋用计诱捕袁等农民领袖。易派人与袁协商，许愿明年按袁的要求，以钱二千五百文完粮一两，然后叫民众派代表赴绥定府核算历年粮账。
经与大家协商，袁廷蛟派邓洪熙等八名代表到绥定府对质算账。但到知府后，代表被扣押，官府并以此要挟。袁廷蛟得知消息后遂带乡民数千人到知府衙门，要求释放八名代表。易荫芝被迫暂时释放八名代表。袁廷蛟见贪官污吏言而无信，于是率领乡民继续驻扎观音岩，决计不达算清粮税目的，绝不收兵。孙定杨再次夸大事实上报袁等聚众谋反，易荫芝随即上报成都请兵。
时任四川总督文恪以东乡为白莲教首义之区，称东乡是不服王代的“盗匪渊薮”，决定派兵镇压以避免“白莲教”式的农民起义又一次在东乡爆发，于是命提督李有恒带兵四千五百到东乡清剿。
其中，总兵谢思友到东乡后深入调查，闻知袁廷蛟已畏罪潜逃，百姓耕作如常，入室搜查也未见军火器械，断定并非民变，便将实情向李有恒反映，然而一心想用百姓鲜血染红顶子的李有恒拒不采纳，于是谢思友和川北游击金德成各率所部离开东乡回归原处。
光绪二年（）3月3日，驻官渡场（今新华镇）李部前营官兵，向老百姓强取食物，又逼奸赵姓妇人，捕去王英祥，杀死其岳父郭某，数百乡民汇聚场后大梁子要求释放王英祥。下午，清军抄袭，人群逃散。当晚，清兵烧毁高磴子、王家坪、廖家山等处民房数十间。于是，乡民纷纷扎洞扎寨以自保。李有恒、雷玉春以搜捕袁廷蛟为名，率数千武装兵勇，在普光、黄金、厂溪、官渡、虾耙口等场，将一村一寨不分善恶、男女、老幼而尽杀之，“举无数无辜之老弱妇孺而屠戮之”。至4月17日，烧毁民房千余间，杀戮一千数百余名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孺，血流中河，染红一江清水，酿成惨绝人寰的“东乡血案”。
清兵镇压的当晚，袁廷蛟和其儿子袁能柏侥幸逃脱。袁得知绥定府白衣（今属平昌县）人吴镇时任广西道御史，能秉公办事，其母住于绥定府。袁辗转潜入吴家，向吴母哭诉东乡冤情，央求吴母函告吴御史代奏。吴母令袁廷蛟改装更名，扮作吴府仆役随其进京，向时任浙江、广东、广西监察御史吴镇具呈实情，由吴镇向朝廷奏报了“东乡血案”真相，一场大血案就此暴露在世人面前。
光绪帝降旨“令文恪一并查奏”，四川总督文恪却极力为李有恒辩护，奏称袁廷蛟煽动乡民叛逆朝廷与清兵对抗。文恪奏折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于是朝廷下旨将绥定知府易荫芝降职，将袁廷蛟从北京解回成都关押。当年秋，朝廷调湖广总督李翰章（李鸿章之兄）督川，令李翰章和文恪共理此案。
光绪三年（）正月，清廷忽又调李翰章回湖广任上，文恪调离四川任山东巡抚，原山东巡抚丁宝祯改调任四川总督。原来是文恪在背后重金贿赂慈禧太后身边亲信，活动与丁宝祯对调，以使双方都在新的任所为各自原任的弊政互相袒护。丁宝祯督川后对“东乡血案”基本上维持文恪观点，诬袁廷蛟“聚众谋叛”，“拟斩”。
但满朝文武对“东乡血案”议论纷纷，各有关衙门官员大多不认可丁宝祯观点，不予在有关文书上画押。陕西道监察御史李延萧奉旨稽查此案，认为地方官员上报案情不实，处理欠妥，便联合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李翰章女婿）等官员奏请再次复查。慈禧太后摄于朝野舆情，便令曾任两江总督的开县人李宗羲“就近前往，确切查明，据实具奏。”
李宗羲，开县人，号雨亭，生于年。年升任两江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当时日本预谋进犯，李宗羲加强江防建设，使得日本不敢轻举妄动。后慈禧太后决议大兴土木复修圆明园，李宗羲两次上书劝阻未被采纳，便托病在家休养。开县与东乡毗邻。李宗羲接旨后，马上安排次子潜入东乡暗访，获得“东乡血案”的真相。随后，李宗羲本人又带随从一名以省亲为名前往东乡县中河各场密查暗访，历时两月，目睹多处民房成为废墟，山野新冢垒垒，路少行人，很多田地荒芜。掌握了确凿证据，李宗羲认定“东乡血案”确系冤案，于六月顶着巨大压力据实上奏。四川相关责任人为开脱罪责，竟编造伪证，指使李有恒之母易氏赴京为李有恒、孙定扬等鸣“冤”，反诬李宗羲“与袁逆有亲谊”，“收受乡民贿赂，并未亲临详查”等等。
值此狐疑之际，朝廷收到了另一位名臣张之洞的奏折。张之洞曾任四川学政，光绪二年（）夏到绥定府主持府考（秀才），东乡县大多数考生的答卷上写的都不是考题内容，而是东乡血案详情，以此拒考，并为死难乡民申冤。其后，张之洞综合考生所陈情节，结合绥定民间议论，写了本折子，奏称“……此案之查办由于滥杀，滥杀由于诬叛请剿，诬叛请剿由于聚众闹粮，聚众闹粮由于违例苛敛……”
最终，慈禧太后采纳了李宗羲的调查和张之洞的奏疏。光绪四年（）10月10日，刑部审结全案。判定：袁廷蛟并非叛逆，众寨民自非叛党；孙定扬、李有恒斩立决；雷玉春等革职；涉案“局绅”发配边省服苦役。这个时候，袁廷蛟及其子能柏还关在成都狱中。至于袁氏父子如何处置，清廷君臣上下心计相通。四川总督丁宝祯暗令手下在狱中将袁氏父子密杀，然后以“病死”上报。朝廷再铸“永不加赋”的铁碑立于东乡县衙前，以抚民心。
（袁廷蛟祖坟）袁廷蛟之妻艾氏在亲邻资助下去成都领尸，回乡所过场镇，群众自发焚香烧纸悼祭，到达东乡县境后抬柩遍游20余场，乡民跪拜哀挽。为此，同县人吴德澐撰《东乡哀》以祭之：吁嗟噫嘻哀哉！太守之政猛于虎，将军之令毒于虺，不留余地，酿成祸胎。曾记频年催租吏，暮夜村中捉人去。駴闻县官坐堂上，钳网高张堂下惧。惨矣乎，民可哭，昊天不吊，沃土不熟。今岁无麦，明岁无谷，质妻鬻子，补疮剜肉。正供奚能免，差役突来如，云是吾皇征薄海，胡为邻邑迥不符，街头巷议走相告，大半县官喜渔牟。民曰：诉之长官，长官不察；诉之有北，有北不纳。归来哭城城欲崩，如此怨海可岭人！阴霾匝月竟不开，中有死气泣鬼神，蠢兹编氓计太左，振臂一呼从者夥，谓食墨令之肉寝其皮，谁曰不然皆曰可。吁嗟噫嘻哀哉！县官纷拏白太守，由来兔死狐当悲，太守凭城思脱兔，辞加民罪沟中推。羽书旁午大骚动，连营急于星火来。谢氏之子李将军，残仁从此判人禽。谢军空化猿鹤去，天阴雨湿饥枭鸣。于时令下，扫境锄根，毋教漏网，玉石俱焚，法重心骇，命贱威尊，敢当昼晦，荼毒生灵。须臾尽扫众峰出，杀人如草不闻声，父兄子弟变为鬼，肝脑涂地万家毁。魂兮魂兮去匪遥，妇女伤心他人毁，求死不得怨奈何，谁教夫婿空贻悔。至今田庐等丘墟，碧磷白骨长累累。独恨李将军，城门失火池鱼惊。布告连驿夸奏凯，群丑洗净潢池清。余曰：当今为官皆为暴，养寇胜养兵，文臣虐酷武臣喜，不畏泉台牒诉纷。我今散发狂歌欲斫地，聊酒一副热泪当招魂。
（川剧《巴山秀才》）多年以后，素有“巴蜀怪才”之称的当代著名剧作家魏明伦，以“东乡血案”为题材创作了川剧作品《巴山秀才》，先后搬上了戏台和银幕。其情节是：晚清光绪二年，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时期，巴山连年干旱，知县孙雨田吞没赈粮，饥民百姓求赈不得筹划上告，欲请老秀才孟登科代写状子。王登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八股书，婉言谢绝饥民请求。孙雨田为了掩盖贪污罪行，抢先赴省谎报巴山民变，四川总督恒宝不查虚实，下令剿办。记名提督李有恒唯命是从，率兵血洗巴山。孟登科目睹惨案逐步觉醒，从明哲保身变为仗义鸣冤。但孟登科书呆子气十足，不识官场奥秘，与虎谋皮，险遭杀害。幸有巴山籍歌姬霓裳从中斡旋，救出书呆子。孟登科痛定思痛，直面淋漓鲜血，毅然抛弃功名，痛改迂腐习气，巧妙利用在成都省试的机会，在考卷上书写冤状。主考官张之洞与川督恒宝积怨已久，趁势借题发挥，回京直奏，震动朝廷，引起两宫内讧，迫使慈派遣亲王入川，查办冤狱，平息民愤。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川剧《巴山秀才》虽然以“东乡血案”为题材，但已全然超脱历史事件，升华为艺术作品了。其“巴山秀才”是指孟登科，而非袁廷蛟。“群众演员”袁铁匠为掩护孟登科逃脱，在《巴山秀才》第三场“屠城”中就已经挂了。
（《巴山秀才》剧照）纵观“东乡血案”的整个过程，老巴客认为，“巴山秀才”是剧中人物孟登科，也可以是参加绥定府考在试卷上书血案详情的东乡秀才，还可以是吴镇、李宗羲、张之洞等除暴安良、仗义直言的官员，但唯独不可以是袁廷蛟。袁廷蛟农民铁匠出身，与“秀才”身份不符。但作为“闹粮英雄”的袁廷蛟不惧生死，仗义京控，为民伸冤，可歌可泣，值得东乡人民永世纪念。至于“巴山秀才”塑像和碑文的蒙太奇手法，笼而统之，也颇为相得益彰。对此，您有什么看法，欢迎在下方留言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