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址发掘区全景影像
器物底部的符号
琉璃厂窑
又称“琉璃场窑”、“华阳窑”
始烧于五代，延续至明代，历时余年，是成都平原著名的古瓷窑场之一
发掘地点
东临琉璃路（老成仁公路），西临沙河支流──洗瓦堰河，南接南三环路三段
发掘面积
近平方米
清理出土窑炉、作坊建筑、水池、水井等，以及瓷器、陶器、建筑材料、窑具等标本
近期，成都川剧艺术中心改扩建项目考古工地、地铁TOD川师段、西御河段等10个重点文物发掘项目复工。昨天上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近期刚发掘完毕的一项重大考古成果──琉璃厂五代至宋元时期瓷窑遗址。
琉璃厂窑始烧于五代，延续至明代，历时余年。考古人员发掘出3座窑炉、2座墓葬，以及作坊建筑、瓷器、陶器等遗物标本。
其中，发掘出的瓷器、陶器可以用“丰富”来形容，从这些碗、盘、盏、碟中，可以想象当时成都平原的市民生活，而发现的北宋晚期至南宋瓷器足底，流行模印各种几何符号、文字和图案，被认为是一种“商标”，也反映了当时窑户之间的相互竞争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
大量发掘
琉璃厂窑出土碗、盘、盏、罐
年5月至年3月，为配合成都市土地储备中心的用地需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位于锦江区柳江街道琉璃村6组、包江桥村1组的琉璃厂窑址开展了考古勘探和发掘。考古项目负责人易立介绍，发掘地点东临琉璃路（老成仁公路），西临沙河支流──洗瓦堰河，南接南三环路三段，发掘面积近平方米，期间清理出土窑炉、作坊建筑、水池、水井等，以及瓷器、陶器、建筑材料、窑具等标本。
易立向记者介绍，发掘出的3座窑炉均为斜坡式龙窑，有两座保存情况良好，其中一座年代约在五代至北宋早期，窑床内外尚留有许多未及取出的瓷器成品，能辨别出有碗、盘、盏、注壶、盘口罐等；另一座年代约在北宋末至南宋早中期。
此外，清理出的两座墓葬中，一座为明代小型石板墓，另一座为三室并列的砖室火葬墓，年代在北宋末至南宋早期，后者的各室分别仅随葬瓷盏1件，其中的中室出土了北宋宣和七年（年）买地券，券文直接墨书于垫板上，依稀可辨“火穴”、“华阳县安养乡”等字样，据券文内容以及地券使用窑具的情况推测，墓主人可能为当地窑工。
特殊“商标”
碗盘碟盏足底流行刻文字图案
易立表示，发掘中获取了丰富的遗物标本，包括瓷器、陶器、建筑材料、窑具，“绝大部分属于民间大众使用的陶瓷器，少数建筑材料为明代蜀王府专用。”
他介绍，获取的遗物标本中，五代至北宋早期瓷器的器形普遍偏大，胎体较厚重，常见碗、盘、盏、盆、炉、盒、四系罐等，釉色品种以青釉、酱釉为主，器表有饰绿、酱色彩绘的做法，碗盘类器物的装烧方式流行使用支钉间隔；北宋晚期至南宋瓷器的器形普遍较小，胎体变得相对轻薄，器形种类减少，常见碗、盘、盏、碟、瓶、注壶、双系罐等，釉色品种以白釉、青釉、酱釉、黑釉居多，器表有用化妆土、酱彩装饰的做法，碗盘类器物的装烧方式流行使用石英沙堆间隔。元代瓷器的数量和类型都急剧减少，几乎只能见到黑釉碗，制作粗糙，胎体厚重，陶器的数量较少，主要是低温釉陶的俑、动物模型等，均属于丧葬明器。
值得注意的是，琉璃厂窑发现的北宋晚期至南宋瓷器足底，流行模印各种几何符号、文字和图案。易立介绍，南宋时期的碗在圈足内有模印文字和符号的做法,这与成都平原的另一处南宋时期窑场“玉堂窑”的瓷器具有极为相似的特征,“我们认为,可能代表了一定的商标、标志和款识意义，反映了当时窑户之间的相互竞争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
厚重历史
琉璃厂窑年，兴于五代，延续至明代
记者了解到，琉璃厂窑，又称“琉璃场窑”、“华阳窑”，始烧于五代，延续至明代，历时余年，是成都平原著名的古瓷窑场之一。易立介绍，琉璃厂窑在唐末五代之际的崛起,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唐末五代中原及北方地区战乱频繁,而成都平原社会经济则相对安定,成为外来移民的重要迁入地，城市规模的扩张和人口的逐步增多,使得对陶瓷器的需求也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成都近郊最早兴起的民间窑场青羊宫窑却已经衰落并逐步停烧，“琉璃厂窑在很大程度上作为青羊宫窑的后继出现,其产品弥补了本地陶瓷器消费的缺环。”
另一方面,琉璃厂窑的地理位置对于其自身的发展也有着优势：其地处锦江东岸的浅丘之上,黏土层分布极其广泛,水资源丰富,同时也非常适合于建造空间大、产量高的斜坡式龙窑,更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加之当地与罗城内外的水路沟通顺畅,对于陶瓷器的转运亦极为便利。
易立表示，关于琉璃厂窑的文献史料十分匮乏，北宋《元丰九域志·成都府路》“华阳县”条下提及有“均（垍）窑”，南宋《成都文类》卷五引何麒诗记有“垍窑镇税官”，有学者考证“均（垍）窑”即是琉璃厂窑在两宋时期的称谓。此外，年在成都外西瘟祖庙附近清理了明嘉靖二十一年（年）蜀藩太监丁祥墓，据墓志铭载：“（丁祥）至正德初，侍于今上，尤重其能，屡命于琉璃厂董督陶冶”，可知该窑至明代仍在生产，并为蜀藩机构所控制。（记者胡挺彭亮图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来源：成都商报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