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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声腔以外，文学剧本的地方性是川剧迥异于其他剧种的又一表征。我们甚至可以说，传统川剧文学的地方性规定了川剧舞台基本的艺术格调。这个命题在其他地方剧种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例如端庄典雅的京剧，清新雅致的昆曲，婉转绵邈的黄梅戏，高亢铿锵的豫剧，等等——几乎每一种地方戏都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和审美特征。在笔者看来，各个剧种风格的形成，与两个因素关系最大，一个是音乐，另一个是剧诗的文学特征。
川剧的图像音乐即声腔及伴奏，声腔是各个剧种最重要的特征，某个剧种的锣鼓一响，唱腔一起，多能先入为主地标志出特定地方戏的基本素质。剧诗是与声腔的歌唱紧密联系的文学体裁。剧诗有自己的呈现方式：或曲牌体，或板腔体；押韵、平，每句的字数；唱的是韵白，讲的是韵白或散白…这些外部语言结构形式是中国传统戏曲的基本文学方法不足以标志出各个剧种的地方性来。要体现文学上的独特性，我们需从思维的物质外壳语言入手语言是中国戏剧文化最基础的组成要素。
中国传统戏曲的图像戏剧语言字与字、词与词的结构组合，句与句、段与段的复合与搭配，无一不受到地方人民日常风俗习惯的影响。川剧文学中有不少随外来声腔入川的文学内容及语言方式。南来的昆曲、北来的秦腔和胡琴，随移民大潮初到四川之时，会因它们不同于地方音调的新颖声腔而引发本地人民的兴趣，但是戏剧故事的演绎和表达不能仅靠音乐方式，各个戏班要解决的棘手问题，就是让地方百姓听懂角色人物的对话和唱白，才能使他们跟上戏剧故事的节奏，完成以“歌舞演故事”的任务。
川剧的图像让地方人民听得懂，就须得用地方方言进行演出。打破语言障碍，是对白和唱词能清晰生动地表达戏剧事理和情感的基础。这样一来，昆曲、秦腔和胡琴在四川的文化土壤中，便慢慢蜕化为川昆、弹戏和川剧。剧胡琴。以川昆的形成为例：的生存和发展。辛亥革命（）前后，舒颐班难以为继，昆曲艺人改搭川班，同时尽可能地将昆曲地方化；在同台奏艺的同时，川班也有不少艺人学唱昆曲。在频繁的艺术交流之中，昆曲逐渐被川剧吸收《玉簪记》《红梅记》等曾被移植为川昆，老长乐班曾编演大本昆腔戏《鸳鸯谱》。如果拿川昆、弹戏及川剧胡琴和它们的昆曲、秦腔、徽调、汉调等老祖宗相比，最大的区别不是在音乐和声腔，而是在语言。
《红梅记》的图像而音乐的诸多地方化演变，也都是由语言引起的。清末，昆曲舒颐班来川演出，后来班子垮了，一些昆曲艺人搭川剧班以维持生活，川剧艺人向他们学习了一些表演、唱腔，移植了一些剧目，加以融化，变成川剧自己的东西。例如在唱腔方面，必须按四川语音读字，观众才能听清剧词，这就要求在不损害原曲调的基本精神的前提下，把旋律做适当改动，使腔与字更加吻合，达到字正腔圆。
川剧人物的图像随着各地戏剧艺术的相互交流，昆曲艺术已经嵌入了川剧音乐与文学，特别典型的，是它与川剧高腔戏的合成，艺人们常撷取昆曲中的某些曲牌或部分唱句，与高腔曲牌进行有机结合，借以增强高腔的艺术表现力。事实上，“昆头子”只是“昆曲川化”的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川剧音乐术语，昆剧的极致典雅的文学语言方式，已经逐渐被川剧文学通俗、本土化了。可见，以方言演川剧，是川剧在民众中得以存活的立身之本，也是川剧被称为川剧的基本条件。一旦方言进入戏剧剧本戏中人就须以方言来对白和歌唱，方言本身就裹挟着地方文化的思维方式、人民的性格特征和民俗的基本特点，如此，语言形式将其所粘连的文化内容也一并带入川剧艺术之中。
川剧的图像从语音特征上看，四川话属于汉语北方方言西南官话的一个分支，它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和普通话有很大的一致性。以重庆话为例，声调的调值与普通话有着较大的区别，北京话按四声顺序“阴平”“阳平”“声”“去声”排列为：55、35、、51，而重庆话则是55、21、53、这些声调音值的区别，决定了川剧与京剧在语言风貌上的差别。例如，京剧念白端庄娴雅，流畅晓白，而川剧则高亢泼辣，锵明亮，这与两种地方语言在语音属性上的特征有着内在联系。
参考资料
·《玉簪记》
·《中国戏曲》
·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