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各个省份当中，四川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省份，它上古是巴蜀两国融合而成，经历了数次大换血，这里的人却守土重迁，不愿离开，但是每一次的移民潮都给四川带了极大的促进和变化，同时又非常有趣的把本来的巴山蜀水的山水基因融入新移民的外来人群，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四川人性格和文化习惯。到底是巴山蜀水特别养人，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呢？本文试着去探索一下它的奥秘。
如果喜欢民俗地方史的朋友，会发现巴蜀文化具有大量的移民文化因素。在历史上，四川曾有多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如秦汉、三国、晋代、南宋、元、明、清、民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各历史时期，均有大规模的移民入川，其中以清代最为集中，人数也最多。
按照道理而言，移风易俗，这里的意思就是一个需要大量移民的地方，一定是当时这里人口匮乏，土地荒芜，其他地方的人群，或因为当时要求，或因为其他客观原因，必须迁徙，属于重新开荒的一代，他们在自己原来的地方生活发展了很多年，有成熟的经验和文化习惯，而且巴蜀本地的文化和传承其实在移民期已经极度萧条。
按理说，四川人的性格应该更多的接近外来移民，但是呢，巴蜀的山水基因似乎更大于人类的基因，总是能不自觉的把外来人口，很短的时间内高度融合，只要有一两代生根发芽，就彻底川化了。
秦灭巴蜀前，蜀族有“氏”无“姓”，秦亡巴蜀（前年）后，“乃移秦民万家实之”，中原地区民俗文化入蜀，蜀族原有的“氏”逐渐向“姓”过渡。原来，有的以“地”为氏，如涂山氏、若氏、果氏等等；有的则以国邑为氏，如资氏、庸氏、郭氏、巴氏、苴氏等等；
有的以爵位为氏，如公孙氏等等；有的以职业为氏，如弧氏、帛氏等等；有的以族名为氏，这一部分是由“氏＂转为“姓”的主要成员。历史上有名的巴人五姓，即巴、樊、瞫、相、郑五姓；板楯蛮有罗、朴、督（昝）、鄂、度、夕、蔡七姓，皆因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产生。
在明末清初数十年间，战乱、瘟疫接踵而来，四川境内居民死亡、逃离者甚众，耕地荒芜。时至清王朝初建，百废待兴。
更鉴于四川在西南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以及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需要，清政府乃决定以优厚的“移民殖荒”的战略政策，在清代建国前期的余年间，从湖广、福建、陕西、江西、贵州、安徽、江苏、浙江、山西、河南、广东、广西、山东、云南、甘肃、青海、内蒙等十多个省移民来川定居，其中以湖广（现在的湖北、湖南）省迁来的人数最多，俗称“湖广填四川”。
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帝，吸取了明王朝覆灭的教训，又鉴于四川是产粮大区，是财税上缴的大省，乃给予“安民”、“惠民”的政策：垦荒移民，35年内免交赋税，鼓励外省移民携家带口入川落业。
从而又有更多的新移民举家、举族，不畏千难万险，千里跋涉来到四川垦荒定居。据有关统计的移民人数，成都占70％、重庆占85％、山区占％－60％。移民多有艰苦创业的精神。
他们从各自的家乡带来了不同的文化观念、生产方式、生产经验和技术，与四川当地居民的生产经验和技术交相融合，提高了生产技能，丰富了生产经验。不同省籍的移民之间移民与当地居民通婚，促进了人口的优化，繁衍了新一代四川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
大量移民入籍四川之后，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以血缘关系为核心，加强同宗人的团结，纷纷进行举族长，建祠堂（宗祠）、修族谱、立族规募族产、办族校等活动。根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40年代，四川的祠堂就有千座之多，它对内开展上述有关活动，对外代表本族进行种种礼仪性活动，大大丰富了四川民俗活动的内容。
各省落籍城市的移民，还纷纷等集资金，建立会馆，据不完全统计四川全省有会馆千余座，且各有特色。
如来自湖广的移民，建立禹王官（或称“三楚官”、“三圣官”），供奉大禹王：来自江西的移民，建立万寿宫，供奉许真君；来自陕西的移民，建立真武官（或武圣宫），供奉关羽或同时供奉刘、关、张这些会馆，选有首事（或称“总领”、“会董”），主持馆务。
有些会馆因馆庙结合，还请来僧人或道土管理香火。会馆落成后，相继开展日常工作，如祭祀神袛、召集商讨关于同乡公益的会议定期唱戏酬神、设立私塾培育同乡子弟、救济贫困同乡、安葬贫困死亡之乡人、为流落在川的同多提供食宿或馈赠返乡路费调解同乡之间的纠纷。
有人说会馆和祠堂是四川移民史的索引，是有一定道理的。赢涛主编的《重庆近代城市史》在谈到会馆时曾称，重庆实际上是一个移民的社会，他们的活动几乎支配了重庆的整个商业活动，并且由此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社会组织。
在重庆（成都亦然），移民商人因地域和经营商品的异同，逐渐形成了商业分工：江西移民多经营药材、山货；湖北移民多经营棉花、靛行，有的则经营山货、药材；浙江移民多经营瓷器；福建移民多经营山货、烟行；陕西移民多经营毛货，兼营山货、布行等等。
由于移民商人的介入，会馆不仅是办理同乡公益事情的组织，同时也成了互通商业信息和治谈商业交易的地方，很自然地把两者融为一体，成为一个同乡加同行的组织。
比如泸州老窖之前就有安定遗徽的遗址，就是徽商移民的结果。
移民入籍四川，不仅使荒地得到了复垦，农业种植面积扩大，而且带来了许多新的作物和种植技术，对扩大并推动四川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玉米（玉蜀黍），四川俗称“包谷”，原生产于美洲，康熙二十五年（年）由桂、粵、闽的移民传入四川；红薯（又名“番薯”，四川俗称“红苕”），原产于日本，雍正十一年（年）由间、粤移民传入四川；
甘蔗于清初由闻、粤移民携种来川，逐渐形成规模。仅以三峡地区为例，据史书记载，“遍山漫谷，皆包谷矣”，红薯更是“处处有之”。
玉米红薯，在高山、丘陵、平坝地区广泛种植，不仅改变了川民的饮食结构，更成为山区人们的主食。学移民对四川方言的形成也起了深远的影响。古代巴蜀与毗邻的秦、楚，有政治、经济上的来往，秦、楚百姓或因战乱移居四川，对四川的语言或多或少有些影响。
清代前期，各省移民大量入川，以湖广为最，他们入籍四川后，与当地先民共同生活，各种方言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以湖北话为基础的四川官话，也就是以成都话为代表的四川第一大方言。
康熙、乾隆年间，粵北、粤东客家人迁来四川，他们相对集中地分居在成都、简阳、广安等20多个县市，30多个地区，多万人相对保留了祖先传下来的客家语。因他们处于四川官话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故称其为“客家方言岛”。
清朝前期从湖南移居四川的移民，操湘语，他们长期与当地居民共同生活，吸收了四川官话的一些特点，又保留了老湘语的一些发音和常用词汇，形成了四川汉语方言中的又一种方言。
许多人籍四川的移民，与同一原籍的人们谈话时，说原籍方言，与其他人谈话时说四川话，由于这些人居住相对集中，所以他们的原籍方言保留至今。
川剧是我国地方戏的一个著名的剧种，形式活泼，曲调优美，表演秀丽幽雅而细膩，文学性强，富有民间风味和浓烈的地方色彩。年郭沫若曾咏诗赞之：“万物逢春脱旧蹊，百花齐放出新枝，蜀讴论舞古来好，川剧高腔会出奇。”寥寥四句，道出了川剧的渊源与发展。
川剧有昆、高、胡、弹、灯五大声腔，除灯戏是土生土长之外，其他四大声腔的形成，都与移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各省移民入川，其中有一部分本身就是商人，后又引来家乡商人入川经商，他们争建祠堂，遍修会馆，且祠堂、会馆内部都建有舞台，落成之日，均要举行新塑神像“开光”仪式，或春秋祭祀，或农历年节庆典，大都要请家乡的戏班前来举行迎神赛社的演出。
这些来自移民家乡的戏班，逐渐与四川当地的音乐相融合，后又用四川方言演唱，慢慢形成川剧四大声腔。
昆腔，源于江苏昆山地区，入川后与四川的民间音乐、方言相结合再经川剧艺人的不断加工，逐渐形成了川剧的昆腔。
高腔的前身是江西弋阳地区的“弋阳腔”，入川后与四川的曲艺、山歌、川江号子等声腔相融合，逐渐形成川剧高腔。胡琴戏，系由安微的“徽调”和湖北的“汉调＂，入川后与陕西的“二黄”、四川扬琴和川梯子的唱腔相融合，逐渐发展形成的。弹戏，源于西的秦腔，人川后由川剧艺人不断丰富加工，形成现今的弹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四川和全国许多地区一样，大力开发民俗旅游资源，各民族古朴动人的风情，丰富多彩的习俗，色彩绚丽的服饰，风格独特的民居，火红热烈的节日，腔调各异的山歌，优美纯朴的舞蹈，众多的文物古迹，被列为旅游的重点景观。
重视自己的传统和文化民俗才是四川长久发展之道啊，这是几千年的移民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