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新刚健的风格主调 风格是心灵的外化。艺术风格是艺术家思想性格与艺术价值观的外化呈现，是他们在一系列作品中体现的标志性的性格特征，与他们成长过程的社会阅历和对生活的感悟紧密相关。中国南北朝时期著名文艺评论家刘勰说“各师成心，其异如面”，[1]精辟地阐释了这个道理。 施光南年出生在一个革命干部家庭，从读小学开始在新中国阳光雨露的滋润下成长起来。年高中毕业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后转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年毕业分配到天津歌剧院任创作员。可以说，施光南的青少年生活经历简单纯洁，深受生机勃勃的社会气氛的感染，后来对音乐专业进行了系统学习，接受中外优秀音乐文化的熏陶，初步通过音乐创作实践逐渐丰富了他的认知，为他世界观、艺术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他献身祖国歌颂人民的艺术理念日趋成熟，进而自觉遵循党的文艺方针，培养了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崇尚正义、歌颂光明的人生态度和思想品德。这一切构成了他灵魂深处最闪光的本质核心，也成为他清新刚健风格主调的内在根据。 说他的艺术风格清新刚健，根据有二：一是他的创作主导思想以人民大众的审美需求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寻求探讨人民喜闻乐见的通俗抒情歌曲的样式，热情讴歌新中国欣欣向荣的社会生活；其二是艺术创作精益求精，歌曲旋律活泼明快，节奏舒展适度，充满真挚激情，鼓舞听众乐观向上的积极精神，真诚传达了人民大众的心声，人人传唱，人人愉悦，收到广泛的社会审美效应。其中，年创作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就是这方面典型的杰作，这首中型的抒情合唱曲描绘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崭新面貌，散发出浓郁芬芳的乡土气息。音乐采用领唱与合唱交替的形式，尤其领唱女高音的花腔点缀，光彩热情地唱出了广大农民对美好未来的殷切期望，作品成为当时鼓舞人民奋进的时代号角。直到今天唱起这首歌，依旧备感亲切振奋人心。 施光南在声乐创作中可谓玑珠连串，类似如此激情澎湃、清越欢快的歌曲还有《最美的赞歌献给党》《我的祖国妈妈》等，每支曲调都倾诉着他对祖国对人民真挚赤诚的热爱，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正是这种可贵的情愫精髓凝聚成施光南清新刚健的艺术风格，醇化为他音乐作品的主旋律。
二、深蕴人民性的民族音韵 施光南在音乐创作中尤其重视对民族音乐的借鉴和汲取，他说：“我们要把民歌看成母亲，但我们的创作不应照搬和改编，而是把它们变成自己的东西进行创新。”“吸收和运用民间音乐的养料，在创作中应该追求‘神似’而不是‘形似”，要大量、深入、认真学习民间音乐，吸收传统的精华，化为自己的血肉，把民间音乐的神韵融化在自己的精神里。”[2] 施光南襟怀坦荡、心口如一，将理论观念积极付诸创作实践，精心把我国各民族音乐的精髓神韵融化在自己的作品中，诸如维吾尔民歌风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傣族民歌风的《月光下的凤尾竹》，林林总总，不胜枚举。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政治上实现拨乱反正，文艺创作冲破了极“左”路线的禁锢，百花齐放，从社会生活各个角度选取题材，爱情主题已不再是创作的禁区。中国乐坛也是春风拂荡、万紫千红，施光南这一年创作了新鲜生动的爱情歌曲《吐鲁番葡萄熟了》。歌词运用暗喻与陪衬的手法，巧妙地把对祖国、对生活的爱和对情人的爱融汇在一起，构思新颖，情趣清纯，运用维吾尔族音乐素材，谱写出富有民族意韵的曲调。歌曲采用二部曲式，贯穿着新疆民族歌舞中手鼓的典型节奏，民族风格浓郁别致，宛如姑娘的轻声俏语、娓娓动听，表现了姑娘思念远方情人的炽热情感。歌曲音域不宽，只有十度，但一经发表就广为传唱。在抒情歌曲创作中，施光南针对歌词中的地域特色和民族情调，巧妙运用地域民族的特色音调和节奏，突出了各地域民间音乐的个性特征。例如歌颂少数民族新生活的独唱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歌词朴实生动，音乐曲调欢快跳跃，富有浓厚的新疆民歌特色，其中副歌性质的长句，只用了一个衬词“唻”，颇具民族音乐特色，是民族化风格的典型作品。
民族性与人民性是紧密相连的，一部作品能真实反映一定民族的人民生活，并通过该民族的审美形式反映的，表达了本民族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就具有一定程度的人民性。我国五十六个民族都有着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施光南能积极吸收借鉴各民族的音乐文化营养，融会贯通在自己的音乐作品中，因此他的艺术风格蕴含着鲜明的人民性，在他谱写的歌曲中具有深蕴人民性的民族音韵。 以上述标准衡量，对照施光南的音乐作品，几乎全部都蕴含人民性的思想内涵。且不说大量歌颂劳动、热爱人民的抒情歌曲，且不说他赞扬党领导全国人民振兴国家的宏伟旋律，且不说他对祖国那赤子般眷恋情怀的婉转缠绵曲调，每首乐曲、每支旋律、每个音符都是从他心底倾泻的炽热之情。当年为欢庆十月胜利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事，施光南创作了著名的《祝酒歌》。歌曲采用复二部曲式，第一乐段比较含蓄婉转，各句在中低音区回绕进行；第二乐段则通过紧缩的节奏和向上的旋律线，使情绪逐渐昂扬兴奋；第三段中间，将第一乐段的曲调变奏发展，异峰突起，形成歌曲的第一个小高潮，并在不断高涨的激情中结束全曲。此外，在歌曲音调中，既有新疆、西藏的民歌曲调，又有汉族江南民歌的风味；既有抒情歌曲和舞蹈音乐的风格，又有进行曲的某些特点，此外还运用了一些民族戏曲和民间曲艺的处理手法，使听众深切感受到中华九州普天同庆的冲霄喜幸，迅速传遍了华夏大地，成为充满时代精神的标志性颂歌。正是由于施光南的音乐作品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要求，他的创作思想才蕴含着鲜明的人民性；正是由于施光南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绵长情意，广泛吸收借鉴各民族的音乐文化营养，进而变成自己的乐思并进行创新，因此施光南艺术风格的另一重要特点表现为深蕴人民性的民族音韵。
三、不断创新的奋发进取精神 艺术生命在于创造。艺术家在其创作中如不能创新发展，也就失去了艺术的生命力。施光南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曲家，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不断创新的进取精神。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近千部声乐、器乐作品。他在谈到创作《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想法和追求时说：“首先，力求做到‘雅俗共赏’；第二，要努力体现民族风格和时代精神。我有意识地把民歌、戏曲的韵味和进行曲的节奏糅合在一起，使音乐既体现出时代精神，又洋溢着清新的泥土气息。”他满怀深情地倾述自己的创作价值观：“我感受到当一个作者的感情和群众沟通在一起时引起的共鸣，我的创作已经和人民的心融在一起了，这是最幸福的。我从中悟到，音乐作品只有真实而深入地体现广大人民的感情，才有强大的生命力，才有永恒的价值。”从施光南这些掏心吐腑的由衷言语中，我们找到了他呕心沥血开拓创新的思想根源，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是他的奋斗目标，创造崭新的中国社会主义新音乐是他追求的终生夙愿，只有心存这样的壮志和气魄，才能写出伟大的音乐作品。 施光南早在年轻时就确立了将来一定要创作鸿篇巨制的远大志向，通过不断钻研学习和创作实践，积蓄力量，提高艺术修养。然而当时“四人帮”横行，文艺创作受到种种禁锢，直到粉碎“四人帮”实行改革开放，祖国百废俱兴，文艺战线百花齐放，施光南精神抖擞，才着手开始创作中国式的大型歌剧，将鲁迅的同名小说《伤逝》改编成歌剧（王泉、韩伟编剧，施光南作曲）。该剧是我国第一部抒情性歌剧，在音乐戏剧结构、人物的独特设置、深刻的心理刻画以及对人声表现力的开拓等方面，都有着创新领航的积极意义。此外，他还创作了另一部大型歌剧《屈原》和芭蕾舞剧《白蛇传》。在谈到《屈原》的创作感受时，他说：“有两点：一是民族化方面，《屈原》的音乐更多地运用和糅合了楚剧、京剧、花鼓戏、川剧高腔等民族戏曲和音乐；一是运用西洋创作手法方面，无论是音乐结构、形式还是写法、技术，我都运用了西洋技法。”“我相信我写出的音乐不会是‘洋腔洋调’，但不是旧戏曲的模仿，我力图运用民族音乐素材交响化和西洋发声法、西洋大歌剧形式结合，这也是中国歌剧的一条道路，也是中国歌剧和世界歌剧舞台能够交流的途径。”施光南这些真知灼见是他在对民族歌剧日以继夜的创作探索中集聚的心血结晶，是他竭尽心力开拓社会主义新音乐的深切体验，是他永不停息地谱写了出类拔萃优美音乐的内焰动力，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施光南不断创新的进取精神。
施光南是个思想深邃的人，他的性格含蓄而富有内秀，反映在他音乐旋律的线条形态上，大多是婉转而秀丽型的。然而他的气质又不乏热情、豪迈的一面，激情是艺术家普遍的精神品格，这又构成施光南性格中豪迈奔放的另一面特征，这两种个性元素有机地交织在一起，融合成为他的作品旋律既热情壮丽又婉转柔美的风格特征。综述施光南音乐作品的美学特征，可以集中概括为“情与美”两个精髓：“情”，首要是爱国爱民之情，对祖国无限忠贞的赤子之情，对人民的春晖寸草的反哺之情；再者是崇尚真理的爱党之情，党为振兴中华民族的豪壮之举鼓舞了他。“美”是施光南音乐旋律诱人的光辉，是他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艺术传统，并借鉴吸收西方音乐的优秀成果，广泛采用我国各民族丰富的音乐营养，不断磨砺，不断浸润，才在他的键盘上潮涌般飞出沁人心脾的悦耳旋律，有的像金色的阳光给人温暖和希望，有的像缠绵拂荡的微风和像雾一般的雨丝那么温柔妩媚，有的像雨后斑斓彩虹让人感受到胜利的喜悦和憧憬美好前程的无限欣喜。 施光南在他短短的一生中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音乐文化遗产，为我们树立了高尚人格的精神丰碑，我们要永远纪念他，学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