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7月起，到年12月辞世止，李劼人一直担任成都市分管文教和城市建设工作的副市长。像他这样既是著名作家又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人，在年后的中国很鲜见。
年5月的李劼人
年初，成都市人民政府成立，李劼人提名为第一届市政府的副主席，却被他拒绝。当年7月市政府改选，他再次被提名为副市长。笔者见过第二年7月李劼人亲笔所填的《嘉乐制纸厂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登记表》，对此有如下表述：“一九五零年七月被任川西行署委员，同时被任西南军政事务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一九五零年八月被兼任成都市副市长”，文中的三个“被”字，都是他自己后来特意加上的，显然他对这一任命是非常被动、踌躇的。
但一旦无可推脱，李劼人就切实去做。7月6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李宗林被任命为成都市市长，米建书、李劼人为副市长。其中，李宗林、米建书是中共党员，李劼人是无党派人士。年9月，李劼人正式就职，在市政府分管民政局、文教局、卫生局、建设局四个局——本文侧重记述其在市政建设方面的工作和建树。
“成都市建设规划设计”的编制
年9月开始成都市副市长任职后，李劼人就领导了对成都“自然及经济情况（包括气象、水文、地质、地形、生产、交通运输、人口、建筑等）”进行的“调查、勘察”，并进而“根据调查所得资料，制订成都市建设规划设计，使今后城市得按规划设计发展”（见李劼人年2月21日《在成都市人代会做的成都市市政建设工作的发言》）。在资源普查的基础上，成都市区按照功能被划分为五个组成部分，这一区分奠定了后来成都市发展的基本格局。时至今日，成都城区的格局仍然大致延续了当初的这一规划。
李劼人非常重视规划的前瞻性。当时成都市市政建设计划委员会虽然成立了，第一次常委会还未开，小组会才成立，因市政建设计划委员会的工作与将来城市的发展有关，他就积极地把“建设事件”提到计划里面，避免“与计划建设冲突”，他认为“我的工作重点即在此”。（见年11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党外人士座谈会记录》）
在一次座谈会上，李劼人还谈了一些对成都市政工作的设想，提出三条“目前重要的事情”，即下水道的修缮、路面的修筑和疾病的防御。他说：“这三件事都是异常艰巨的工作，须作准备，希望将来政府同事及在座朋友们对建设发展成都各方经验意见提供市府，大家根据此来制定计划。”（见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党外人士座谈会记录》）
年，人民东路
中心和中轴线的开拓
成都市中心的皇城城墙，旧时破坏得只剩一座三洞城门，年初进行了彻底培修。而旧时的整个贡院，几乎为几千家贫民窟挤满。年，成都市人民政府迁入后，逐渐建立人民新村将贫民移去；将半圮的致公堂改为人民礼堂；整修明远楼作会议之用。年修建成都市人民体育运动场，将旧皇城的煤山铲平，绕场跑道长米，四周阶梯型观众台可容六万人。从建好开始，简直没有空闲时候，每逢星期日，各种球会从没有间断过，除非是大雨天。
另一大工程，是将窄小不洁净的皇城坝贡院街、三桥、南街，一直到红照壁，合并为一条人民南路。北自旧皇城门洞起，南抵红照壁，长达六百多公尺，一方面作为将来的中心干道，一方面作为一年两次集会之用。此路宽二十一市丈（见李劼人《报告成都市市政建设及文化建设提纲》手稿），约合７０米，将以前的三桥连成一整块路面。三桥以南的南段，中间辟为花园，两畔两条柏油马路，路外是人行道。三桥北面的北段，整个铺为柏油路面。
在实施这些计划的过程中，李劼人的市政建设思路与一些领导和部门发生了冲突。李劼人被出身农村的四川省委主要领导认为是“好大喜功”，不必“搞那么大的动作”。最后，他在时任四川省建委主任的马识途的支持下，未经省委领导同意，“先斩后奏”，以上述方式，修了人民南路，他也因此受到省领导的批评（见雷兵年11月18日《采访马识途记录》）。
年人民南路延至火车南站，全路长5.5公里。道路宽度一次修建到位，红线迄今未进行拓宽，只对车道多次进行过优化。成都的中轴线就此形成。此时的李劼人经过年的风波，已基本被边缘化了。
年，成都旅馆
道路桥梁的整治
比较高级的路面，第一条是西自祠堂街西口，即将军衙门侧起，经由祠堂街、西御街、东御街、盐市口，整个东大街直到东门大桥的水泥混凝土干道，足长八里多。第二条，是北自盐市口起，经由锦江桥、红照壁，整个南大街到南门大桥，也是四五里长的一条水泥混凝土干道。第三条，是东自玉带桥西口起，经由西玉龙街、骡马市、青龙街、八宝街、西大街到老西门上，也是一条长四五里的水泥混凝土干道。
第四条，是南自盐市口起，经由西顺城街、玉带桥、锣锅巷、草市街出北门，越过北门大桥，再经簸箕街，到梁家巷口，足长八里多，柏油路面干道，是成都前所未有的路面。李劼人估计“这条干道，将来可能是成都的中心干道”。第五条，是西自提督街西口，经由提督街到总府街中间春熙路北段北口，宽六丈九尺，柏油路面。第六条，南自新南门外，经由城内四维街、丝绵街、南打金街，直通东大街。
全成都市，无论大街小巷，全都安上了专线街灯，全有专人管理。郊区连修几条新马路，如牛市口到龙潭寺的牛龙公路；如北门外萧家碾直到文殊院的人民北路；一并计算，已有六十公里的长度。为改善交通，石拱太高，坡度太大的东门、北门、南门三门外跨越大河的石拱桥都加以了改善，全都将高拱的桥面放平，部分加入钢筋水泥，两畔增建耳桥，增设桥灯，以供行人来往。
年，文化宫大门
河流沟渠的整治
年时，金河早已变成一道窄窄的阳沟。到年整修人民公园时，始将祠堂街的一段加以整理。而御河，年3月间发动民众疏掏时，从滥泥臭水中掏出许多猫、犬、老鼠，甚至婴儿的尸骸。到年4月，御河变得整齐、干净多了，长四华里，河面宽三丈三尺，河床下半截用鹅卵石和水泥砌成斜岸，两岸走道种芙蓉、垂柳，成为城市中心的一个风景区。
成都以前的下水道，是清代遗存，砖石砌的大阴沟本来又大又好，颇为得用。但几十年来，已经破坏得无影无踪，几乎是大雨大淹、小雨小淹。年后，为改善民众生活，不使市民再遭水淹，便首先着手测量全市地形，就其高低，设计了三条下水干道。在年5月，第一条下水干道建成，全系水泥造圆筒，直径有三市尺半以上，从新西门起，沿着金河北岸，一直铺设到老东门、铁板桥，全长十华里多，足以容纳二十多万人生活废水，以及从各沟渠中涌来的雨水。年也曾下过几次封门豪雨，由于有了这条新式下水道保险，市区平安无事。
年，成都北门火车站
杜甫草堂及其他名胜的整修
年底的草堂破败不堪，胡宗南的部队当作马棚喂马，到处都是马屎,门窗匾额劈柴，楹联仅存何绍基的“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一副，扔在垃圾堆中。
年6月，市人民政府为保护和维修成都的名胜古迹，成立了“成都市名胜古迹整修委员会”，李劼人作为分管此项工作的副市长，兼任委员会主任委员。年6月，已基本确定了草堂的维修原则：“在尽量保存草堂旧观的前提下，对部分建筑适当地整理，要求大方朴素并无损于原有风格。”“草堂现有房舍，面貌已非，应参照原图（现存草堂明、清两代图），适当恢复旧观，格调式样应力求大方朴素。”（见成都市文化局《一九五四年搜集杜甫有关文物工作简结》）
李劼人特地到草堂，察看现场。他根据杜甫草堂遗存的清乾隆、嘉庆石刻少陵草堂图，提出既要力求恢复原来建筑面貌，连栏杆也要根据这两个图维修；同时又要考虑今天实用需要。他决定保留影壁、草堂正门、大廨、诗史堂、工部祠轴线建筑及祠左右的“恰受航轩”、“晨光阁”等建筑体系。至于立在大廨与诗史堂之间左右的“露稍风叶之轩”、“独立楼”两座不伦不类的建筑，他大胆而果断地主张拆除。同时将大廨与诗史堂两则以及拆除后的东西面空地，以回廊绕之（据石刻草堂图），形成四方游廊，互相衔接，成为整体。
此方案当时有人反对，但如此既保持原状，又增添新景，时至今日，仍获得建筑专家和广大群众交相称赞。”在维修和重建杜甫草堂的工作中，李劼人所做的远远不止这些，诸如征集资料，整理研究，筹募经费，所花心血不少，出力甚多，杜甫草堂之所以有今日之盛，功莫大焉。
除此之外，人民公园，即以前的少城公园，大力整修，从年起，还特别修有一个可容一千五百对舞客的露天大跳舞场，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甚至达到了五千对，买舞票的要排一条街。劳动人民文化宫，就是原来的中山公园彻底改修的，增设各式文娱活动设施，其中还有足容五六百对舞客的露天舞场。武侯祠恢复了旧观；昭觉寺、文殊院、大慈寺、望江楼、百花潭也整修出来，成为民众爱好的地方。
年10月3日，李劼人在赴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时与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合影
文娱场所的发展
到年，成都市有电影院七家，即人民（原来的蓉光）、胜利（原来的国民）、工人（原来的蜀一）、青年宫（原来的新民）、智育、大华及劳动人民文化宫。平均每家有座位一千二百个，几乎是场场满座。一次捷克电影展览周，一周的观众达到二十四万多人；一次匈牙利电影展览周，也才一周的观众，达到二十三万多人。
有京剧院二家，即新生社（原中央电影院）、群众。评剧院一家。前者，每家座位皆在一千二百人上下，后者较小，只能容五百人，但观众都不少。有话剧歌舞院一家，即四川剧院（原锦屏戏园）。有川剧院四家，即国营省川剧院（以前之大众，再前之悦来茶园），国营市川剧院（以前之市实验剧院，再前之三益公），东门外水井街之望江戏院，北门外李家巷口之北群剧院。这五家新旧型剧院，每家都有座位一千二百人上下，每天午夜两场，可容纳观众一万两千多人。曲艺书场两个，座位却不多。马戏场（华瀛舞台）可容一千二百人。
两份清单
李劼人主持成都市政建设工作期间，得到了米建书的一些支持，但受到当时四川省委主要领导的责难，这在李劼人的言谈中有所印证。另外应该指出的是，自年以后李劼人回到了书斋，已经基本不再管事。
对于自己在市政方面的工作，李劼人年7月4日在《成都市概况》中拉了一份清单：“随着生产的发展，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市政建设工程。一九五O年至一九五五年，总计历次修淘和新建的河道、下水道总长度约九十五公里；翻修和新建的街道道路共一一一公里多，市区的主要干道都已铺成沥青混凝土或洋灰混凝土高级路面，并行驶了公共汽车。这样就根绝了水患，恢复和发展了交通运输事业。
在水、电公用事业上也逐年发展。电业设备容量比解放前增加了约一倍，街灯比解放前增加了二倍多；新安装的自来水干管比解放前增加了五倍多，每月售水量增加约二十倍，并曾先后降低自来水价六次。一九五O年至一九五五年十月止，全市还修建了工人和劳动人民住宅七万四千多平方公尺（不包括工业区工人住宅）。”
李劼人年在菱窠家中与孙子、外孙女在一起
几句忠告
“东海如今已种桑”，今日成都已不复往昔成都矣。但作为从精神形态和物质形态深刻影响成都历史进程的智者，李劼人当年的一些观点，简直可以视作对头脑发昏的今人的忠告。
在年他领导“成都市文物古迹整修委员会”时，就制定了修复古迹要“恢复旧观”“不得随意乱拆乱建”等原则，把维修和保护文物名胜古迹纳入城市建设的整体观之中。年李劼人提出成都城市建设中应注意的三点，其中强调了：“城市必须是一个统一、和谐、美观的整体，因之城市建设工作，必须注意艺术的谐和，必须注意表现民族的气派和风格，和注意保存名胜古迹。”（见录音整理稿《梁玉文先生忆谈草堂开馆和李劼人先生》）
“成都最为特色的，在于名胜古迹相当大……这些名胜古迹，大都是我们先民劳动创造的遗迹，有一些还关系着我们的历史……所以我们从一九五二年以来，曾从不十分充裕的经济情况中间，还是集中力量，把一些比较出名的地方整修了一番。虽然有些处所，由于条件不同，不可能完全恢复旧观，在整修中不得不稍加修改，但我们却没有粗暴地将其弄得倒新不旧、倒俗不雅。”（见李劼人《报告成都市市政建设及文化建设提纲》）
“成都是有二千四百多年历史的一座古城，就因为在历史上经过三次的衰败时期和近三十八年的无意义的破坏，它需要重新建设，需要有规划，某些可以恢复，某些可以不恢复，全面地使它发展成一个适合将来环境条件的现代化城市。”（见李劼人《成都历史沿革》）